山到成名毕竟高
——周俊杰书法创作与理论蠡评
吴振锋

近读鲁迅，有句话常在耳边回响。他说，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引路的先贤，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要求的美术作品，是表记中国民族智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数。（《热风•随感四三》）就当代艺术生态而言，鲁迅似为今说，的是点穴之语。周俊杰先生是中原书风的代表性人物，他选择的精神文化指向与生命行走方式，以及他的艺术方向，正是依循了鲁迅先生所指明的“最高点”作为他的行为准则。因此，将鲁迅的本意移置来议周俊杰的书法创作与理论建树，则可能有一些新的认识，恕我不吝笔墨，叨述于此。

一、周俊杰的“周家隶”
在新时期书法历程中，“周俊杰”已然凝定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既是一段历史的“在场”者，也是一种文化的“担当”者。说是“在场”，有目皆睹。说是“担当”，只要认真读他的著作就可以知晓。说“周俊杰”是一个文化符号，这似乎也不必绕舌，提出“新古典主义”，参与起草《中国书法发展纲要》，……多了，总之，研究当代书法，绕不开，更否定不了。我说的“文化符号”，还包含一层，那就是他的隶书，一种独特的书法语言，被称作“周家隶”，大致也算不得过分。
周先生是个不喜欢丛脞细务，文化心胸逼窄的人。回望过往的三十年，几乎在所有的书法文化现场，都少不了他的言说。他的写作包括两部分，一半是为了国家、民族，即把书法置于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观照；另一半则为了自己，即为书法家的尊严而写作，而书写。我常常更关注先生的这个“另一半”。我觉得，书法作为民族文化的隐性书写，近30年来，已然形成了一门“显学”，这无论如何是与周俊杰们的鼓呼分不开的。那么，“说”的好，不如“唱”的好。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最终所站的历史标高，大约还是用作品说话。从这个逻辑上看，“周家隶”便是他的“唱”。我说为尊严写作或书写，不仅指为一己“名誉”，而更重要的是出于一种宗教情怀，一种于艺术的诚敬庄严。一个对艺术缺乏敬畏的人，不指望他会有好的作品。捍卫尊严的最佳方式便是拿出对得起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行当的东西来。有了在历史上站得住的作品，作者自然会赢得尊严。从这一点说，“周家隶”就是周俊杰对于历史的“个人书写”，是值得自豪的。我说三个理由：一、“周家隶”不是无根的。胎息于汉隶包括张迁、褒斜道、西狭、莱子侯……等等，了解周俊杰的人，见识过周氏临汉隶的功夫，便可以入其堂奥，知其所以然了。二、“周家隶”是有创造性的。比如草书的飞扬，篆籀的质朴，王铎“涨墨”法的移置，其中的干湿燥润、笔法气象，既不同于古人，也不同于今人，是道地的周氏法式，周氏语言。三、“周家隶”是具有超越性的。提出这一点的理由是，A、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周家隶”所表现的精神是有呼吸的，是不可复制的；B、“周家隶”强化了创作中的“身体在场”，包括心灵、气质乃至体质，即是说身体生理的心理的反应都参与了或成为了体验艺术表现世界的依据（基于周先生的经验，我甚至认为，书法与身体包括健康有关！）；C、“周家隶”完成了由古代经典向现代审美图式的转换，也完成了小我的“内心宇宙”与大我的刚健正大精神的勾连和对接，也即是说完成了由技而道的心路历程。这一点，在时下的创作中尤其令人歆羡。
篆隶书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行情”并不怎么看好，它的文化审美意义及价值认定与人们在审美取向上产生的“隔离感”使其缺乏广泛的文化认同，因而，汉乃至三代以前丰富的文化审美资源在当代书法创造过程中不断地被耗损和流失。周俊杰先生的过人之处正在于他对这一资源的价值进行了重新评估。他说，“古典时期”的纯真之美从来没有作为一种艺术运动在以后的历史上呈现过。因此，他认为当代书家首先应找回的就是两千多年来基本上已失去了的“童心”和那纯真烂漫之气。这不仅是一个理性的思辨问题，也是一个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先生如是说，也如是做。在他的隶书中，这种理性的追求是明显的。他早期的隶书，以《大开通》为主基调，参以《张迁》的稚拙朴茂，《石门颂》的蕴藉流宕。他认定艺术必定是一种人的生命状态的文化暗喻，书法则是人的“心电图”，即表现人的生命本质的最直接的形态。书法创作一定要与个性相符契，才能成就一个“大我”。他崇尚“童心说”，所以，一以贯之地坚持在古典名作与民间书法中追寻那种既深厚豪放又率意散逸的自由精神。因此，观其近作，这种精神向度也就十分明显：豪迈大气、自由率真而不计工拙，故尔，其隶书结构的浑厚饱满，线条的质朴流宕，墨彩的飞扬沉雄，以及章法上《大开通》的“乱石铺街”，共同构筑了“周氏”语法与句式，偶尔也看到有一二草字参合其间，流淌着一种激昂潮湃难以遏止的情绪意蕴。可以说，在隶书表现上的这种情绪表达其胆识是过人的，是雄视千古的。因为，汉以后隶书似不曾有过。但你又会觉得他是有理由的。因为，这种精神上的回归完全可以在汉摩崖隶书以及三代以前之甲骨、青铜器中找到知音，找到那种未被发掘利用的精神因子。先生之隶书已臻至一种弃真象而留真魂的境界，他以“直入本心”的“智取”方式打进传统，又以“万法为我所用”的胆气走出传统，使传统处于一种存在的状态，而不拘囿于表面的、浅层的，平面化的、形而下的框限之中，这也许正是他“周家隶”特立于艺林的成功之秘。如果说周俊杰对当代隶书的贡献的话，我想这一点也正是他超迈前贤之处，同时也是他的过人之处。
周俊杰与“周家隶”，是摄情归性、性命相契的相互皈依。周俊杰用生命大写的“我的书法史”，定然是这个时代华彩乐章的一个音符，一个节拍，或者说一个段落。欣赏这节乐章，需要颖悟力，也需要耐心。

二、周俊杰的草书
“归山深浅去，须尽丘壑美。”（唐•裴迪）读字的心情，一如看山，看山的风景。周俊杰是一座文化的山，周俊杰的草书是一道大山的风景。这是一个精神的道场，沐浴着自由生命的辉光。我歆羡于这种千古不磨的精神存在，是因了他能使心宇将灭的凄寒点燃，升腾起无端的光焰，烛照张惶的人心和迷茫的时代。
黄宾虹曰：“古代书画之所以宝贵者，固非其为古董而宝贵，乃其精神存在，千古不磨。”反用其意，大凡具有千古不磨之精神存在者，才是当代艺术的价值所在。我不大迷信所谓“草书最能……”之类，却乐于接受“书者如也”的古训，坚信书法浓郁的人文气质、崇高的品格和恒久充沛的创生力，其托底的内在原动力，在于代代相传的多层次生命情调和人格气象。在这种自觉的文化演递中，其价值理念中存量丰赡的如雄浑、高古、厚重、沉郁、豪壮、苍茫、悲怆、奇崛、野逸、峻烈、磅薄等，有太多的内容是从人格美的赏鉴、品评、提挈、延引来的。说到底，人生而艺术，艺术而人生，一体两面，相融互摄，乃衔华佩实之整体，是不可分的。渊深的士人传统，其精神气脉以及气质上的嬗变，自会导引审美理念的抉择和形式表现的孽生。基于此，将周家范式的草书当作其“生命样相”——一种精神存在来观照，亦复如是。
周俊杰是喜欢大、重、古、厚的。他的文风追慕毛泽东。这是一个时代的“意识占领标志。”毛三十二岁时“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五十二岁时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光明俊伟，曾影响了一个时代，当然包括周俊杰，也许可以说毛是周“大”的精神资源。这不仅在周文中见到，在周字中也可识之。以周氏草书近作《杜甫秋兴八首》为例，这里的“大”不在字幅之巨、字形之大、字数之多，而在于气之壮，气之长，气势豪迈，气吞山河。一如“摩诃是大，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周之“气大”、气壮”、“气长，是周氏草书最摄人心魄之所在。此其一，曰大。其二，曰“重”。周是个最不喜欢小家碧玉气质的伟丈夫。他不相信卑琐轻飘的“侏儒”品格可以成就这样一个闳阔的时代。因之，他的草书，下笔刚狠、生辣，浓笔重墨，力拔千钧，一味霸悍。所谓“书有骨重神寒之意，便为法物。”（刘熙载）周氏当之。其三，曰“古”。周氏之“古”，并不在字相，而在质地。因其“大”，也因其“重”，是故周氏审美触角自然而然也伸向秦汉以至三代以远。因之，“周家隶”事实上成为了周家范式草书的精神依托，艺术铺垫。刘熙载云：“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周将秦汉精神中那些反映“中国人的脊梁”的东西——开放闳阔、积极进取、刚健笃实等，化入我神，以古为用，是其大智慧也。其四，曰“厚”。所谓“厚”，即非薄，非单一，是丰赡、丰富，容量大、意味深之谓也。周之草书语言之“厚”，大可延伸到他于清代碑学精神遗产的依归。穿越了王铎、傅山、蒲华、康有为、吴昌硕诸贤，在生命化的历史回望中，接通那涵淹即深而又顽强生长的生命脉象，便成为了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精神源头。鉴此，“大”、“重”、“古”、“厚”，便是周氏草书精神存在的文化内容。
刘熙载曾以“高韵深情，坚质浩气”来对书法理念作一概括，他指出：“‘书之要，统于‘骨气’二字”。“书要兼备阴阳二气。大凡沉着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沉着屈郁，体会的是生命的大苦厄大悲悯，而奇拔豪达，则超越了生命的苦涩而展现出奇逸崇高与豪迈通达。周氏草书，其宏博雄放，奇崛野逸，得力于对汉隶精神的提炼、提纯和提升。他对隶意丰沛的体验以草书焉发之，一如镕金出冶，随势流走，氤氲化生，元气浑然。其技术之手之所运，乃心之所追，用笔纵逸，自造法度。其字象之矫健郁勃、磅薄奇肆、气吞斗牛。其澎湃诗情之精神跃出，其灵魂逸飞的自由行状，其因机适会的灵感捕捉，在在都提醒着我们书学便是心学，艺术中的神思骏发必是心灵相契，同明互照的结果。所以，艺术活动是人不断提升生命境界的自觉修为，舍此，心行分裂，便入流俗无疑。从这个意义上说，周俊杰的草书，对于当下来说，当有返本开新，振拔靡弱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