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精神的形成，一是先天的气质，这应当是个最“唯物”的命题了。先天的遗传，是其是否具有艺术气质的先决条件。没有先天的歌喉永远也成不了歌唱家，没有强健的体魄决不可能培养成运动员，没有对线条的感悟力难以造就有创造力的书法艺术家。但先天气质、禀性仅仅是为一个人所能成为艺术家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没有后天的环境影响和培养，再聪明的幼儿长大也将会是个低能儿。王安石的《伤仲永》，给我们勾画了一个没受到后天很好教育的具有先天文学素质儿童仲永的悲剧，很值得我们深思。
     后天的环境即广阔的社会生活、自然环境和社会心理，其中包括已经成为客体的丰富的书法艺术传统，塑造着艺术家的个性和整个精神世界。
     任何艺术家的思想，只能是他所生活的社会的产物，艺术家没有选择时代的自由。齐白石对徐渭、八大、石涛的崇拜，致使他想像回到过去的时代，宁愿做他们的“刍狗”，“三家门下转轮来”，但这只不过是由于对他们的敬仰而引起的幻想而已，齐白石还得生活在他所经历的时代。一个时代书法艺术达到高峰，出现许多伟大的书法家，首先应当肯定，是因为造就伟大书法家的时代条件已经具备，并且达到成熟。魏晋玄学的出现和对书法艺术的重视，造就了王羲之等众多的以韵取胜的书坛大师；唐代以书取士的制度和相对开放的思想，使欧、虞、褚、薛、颜、柳、旭、素应运而生；苏轼的尚意、徐渭的颠狂、王铎的抑郁勃发、郑燮的标新立异，皆是其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心理等种种因素的背景下造成的。任何人都可能超越古人、他人和自己，但绝不能超越时代。历史的进程，给艺术家提供了最大发展的可能性，但同时也限制了获取知识的量度，然而艺术家的超人之处，正是在这种限制中，能给自己规定出可行性目标。时代的需要及所提供的时机，会给艺术家提供充满创造精神的良好环境。社会需要，将会比十所大学更能造就书法艺术人才。目前大批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卓越的书家崛起，正是整个社会思想解放文化发展而引发书法热潮出现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五六十年代的书法低谷时期，再有创造精神的主体，也难以进入到较高的创造境界中去。
     书法家创造精神的获得与其所处生活环境有直接关系。从历史上看，各朝代的建都对书法人才的成长提供了优越条件，当然，首先是统治者的爱好、文化中心的形成、丰富的书法传统，加上较开明的政治杠杆，才能打开书法家创造精神的大门。     更具体地讲，书法家所生活过的地域、受教育的学校、工作的单位、家庭的艺术氛围，均直接影响着书法家的成长。尤其在书家的儿童、少年时期，其本人更无选择环境的能力，他将受一任客观环境对他进行任意的塑造。这期间最重要的是父母、教师和周围同学们的艺术实践指向的影响。
     书法艺术家所走过的路，即自然环境，将会对其气质形成起重大作用。习惯于江南杏花春雨、小巧园林的人，其气质大致较细腻，并充满柔性；而经年在深山大川、广褒草原生活的书家，往往追求一种黄钟大吕式的气势，其作品也大都表现出豪放、雄强的刚性。大自然虽然并不会直接影响创作，但却可塑造主体的性格。从未出过门、看过山、看过水的人，其气量很难宏阔。可以说，没有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不是大自然的钟情者。养浩然之气，除了读书，就到大自然中去吧！“寄情草木意绵绵，大野招魂去忘还。漫步浓云岩壁处，轻吟巨浪海涛间”。大自然向书法艺术家招手，艺术家赋予大自然以主体精神的意味，主体与客体交融、精神与物质交融，主体精神美的追求在大自然中得到了确证，大自然成为人对象化后带有主体精神的美的客观存在。在中国书法艺术中，人与大自然达到了最完善的和谐。请看张怀精辟入里的议论：
     或烟收雾合，或电激星流，以风骨为体，以变化为用。有类云霞聚散，触遇成形；龙虎神威，飞动增势。岩谷相倾于峻险，山水各务于高深，囊括万殊，裁成一相。【1】 这是描写大自然，还是形容书法艺术？不，它已将二者融为一体，这是借大自然对书法的一种感悟式描写和抒怀。它远远不是所谓“书法的每一笔都要像大自然中一种客体”论者那种机械的理解，张怀远远比我们现代的一些学者的理论要高明几百倍。他通过书法与大自然的融合，强调了二者均是“或寄以骋纵横之志，或托以散郁结之怀”，以进行感情的抒发和倾吐胸中块垒的宣泄，“同自然之工”，其目的是“得造化之理”后而“裁成一相”。强调二者的融合境界是一种“心契”而“不可以言宣”，他已触及到书法艺术本质中那最微妙的部分了。
     主体精神的形成，还与书法家所接触到的其他艺术门类及知识面有直接关系。我们常常见到如下的论述，它们并非无的放矢，作为书家主体与艺术门类的关系也是不能回避的。书法与音乐，其内理相通，书法常被称为凝固的音乐，共有的节律，时序的流程，使有“音乐的耳朵”的书法家极容易感受到线条节奏的美。书法与文学，关系更为密切，深厚的文学素养，使书家心灵深沉、感情丰富，尤其创作中对创作情绪的激发，书法形式的选择，艺术风格的多样化，都潜在地起着重大作用。然而这样地理解艺术对书法艺术家主体的作用，应该说还只是一种静止的、直观的、局部的思维，我们应当看到，诸多种艺术所表现出对主体的更大作用，是其所表现出的时代精神、审美倾向对书法家心态提供一个度的限量和规范模式。在认识、理解艺术本质的时代倾向中，规定着书法艺术家的理性选择。这种规定是现实，又深置于历史。没有历史感的艺术其最大特点是浅薄，没有时代感的艺术则难以被时代认可。如果一个艺术家周围所看、所听到的艺术都是缺乏时代精神的古典情调，那他将只能在如此情调中荡游，作品也只能是老夫子式的纯古典意味。而其环境全是充满西方现代气息的现代派艺术，将使其审美心理对传统的古典情调难以容忍。但这只是小圈子中的艺术家的悲剧。大文化圈已给艺术家规定了各种范围，绝大多数人都难以突破种种人为的大文化心理所编织的巨型的网。这种框子铸造着艺术家的主体精神，这种网缠绕着主体的心灵。大多数人在这种圈子中兴奋地、无忧无虑地活着，在限定的模式中悠哉游哉地创造着为时人所欣赏的艺术品，成为“名人”、“巨匠”、“艺术家”。也许包括许多大书法家在内几乎所有的书法艺术家均是如此地生活和进行艺术的创造的。但关键是这种时代所认可的审美主导倾向和理性的把握是否符合书法艺术本身的规律，是否从整个历史上看属于进步的、真正为了广大人民群众且充满生命活力的倾向。所以，一个艺术家主体精神的发挥，也只能在整个时代思想、艺术、审美范围之中进行。从书法史上看，王羲之也只能在唐初得到李世民的推崇而达到极盛，王羲之的规范也就是整个社会的审美心理规范。从肃宗继位后的中晚唐始，由于政治上一反崇尚二王的武后、玄宗，而使右军声名大落，有人就敢于喊出“羲之俗书趁姿媚”（韩愈《石鼓歌》）的口号，时代已经不容先帝所鼓吹的那种审美情趣了。尽管一任书法在晚唐走向没落，也决不顾及。当时有谁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再去吹捧政治上已失意的玄宗及其旧臣们所钟爱的艺术情趣呢？客观世界（第二自然）所形成的政治的、心理的规范性对主体精神制约的力量太大了。
     作为从事书法艺术的艺术家，其主体精神的形成还要受书法艺术本身严格的规律制约。首先，个人的艺术实践，包括对书法史的研究、书法创作、书法欣赏，与整个浩瀚的书法史所呈现的丰富性相比，均仅仅是在有限的圈子内进行。然而，个人所接触到的这些有限的东西，都对书家主体审美倾向、性格塑造、修养的逐渐完备，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为他从事的技艺是书法，其他艺术门类仅仅是影响，而书法艺术中所包涵的一切（从外部形态到内蕴）对于书法主体是直接进行影响并塑造其精神世界的主导内容。书家要严格遵从书法艺术的规律，也就是既宽泛又严格的“度”。书家所做的工作只能是从“量”上进行增补或减弱，高明的书家或许在“质”的规定性上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并且有所突破，但不能突破“度”这一美学上的审美标准和核心。书法艺术的“度”不是一个与人活动无关的纯客观的标尺，也不是人为地随意规定的某种法则。它是主客体互相作用的产物。某些想冲破书法艺术“度”的探索者，如取消文字、追求畸形和某一种因素的极端表现，其结果无不以在时代面前碰壁而归于失败。书法艺术中的任何因素，均是以其与对立面的统一而存在，仅将一个方面推向极致，那就破坏了“范型”的美而走向了丑。“范型”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也不是呈现出具体形象的单一体，而是审美中充满想像的、合于度的形象模式。作为客观（但并非脱离了人的纯客观）的艺术法则的规定性，它对书法家主体精神的塑造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说来，人的主体精神之塑造完全是一种被动于客观事物的产物了？否！
     正像我们这节标题所表明的，“主体精神源于主体的社会实践”，它不是主体对客体机械的、消极的反映，而是人以其主动对外界的事物进行积极的选择和改造的结果。主体精神不是主客体之间单向的、直线运动所形成，它包含了双向逆反的过程。实践本身也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运动，它不仅包含了主体，并且应该看到，主体在实践中始终都处于主导的、能动的地位和状态。由此，我们可以说，书法艺术水平的高低，所包涵的人生意味是否丰富，所显示的人的生命力是否旺盛，其直接原因是由创造它的书法艺术家的艺术水平、艺术修养、精神气质所达到的程度所决定的，亦即艺术家的主体精神所决定的，而艺术家的主体精神的完满与否又是由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及其参与实践的深度、广度所决定的。其中，书法家的实践（包括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是其更为主导的条件。
     人，不是生活的被动物，人的本质是创造，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尽管作为个体在整个广袤深邃、变幻不定的社会生活中显得是如此不足道，但由于人的创造精神，而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这是由于人几百万年从事劳动创造中所赋予人的美好本质。人也有丑，也有恶，但那要受社会的制约。而创造力却可以突破层层大自然的、人为的迷雾和障碍，将人的精神提高到一个光辉的、充满人生意味的高度。     书法家从幼年刚一接触字帖那一刻起，虽然要为碑帖中严格的规律所约束，但从选择书法进行学习本身及将碑帖上的字变为自己的艺术财富这一过程看，就是一种带有主动的、积极的参与生活的意味。一个对写字没有兴味的儿童，即使有最好的老师，也难以使他坐下来安安静静地去临帖。因为他在写字方面没有主观的、内在的要求，虽然他可能在别的方面有所追求。在逐渐成长的年岁中，热爱书法的儿童会逐渐地有了更为主动的选择，以致到成为一位有成就的书法家，将会产生更为积极的人生追求和艺术追求，这将使他的作品和个人产生出足以引起社会注意和改变人们社会意识的精神力量。这便是艺术反作用于社会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