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道--当代书法新视境
范迪安

   “书法道”是书法家王冬龄最新一个展览的题目，也是王冬龄先生长期探索并不断实践的书法创作方向，更是当代书法发展的重要命题。
    不断向自我挑战、努力超越自我是王冬龄先生最为可贵也让人深为敬佩的精神，他是一位感性十分强烈的书法家，但在他的感性里，一直包含着对书法发展问题的感悟与思考，体现出一位学者型、文化知识分子型书法家的情怀。他的超越精神不仅指向自我，也每每指涉中国书法的已有规则、方式和论断，朝向书法文化和学术新的可能性。许多年来，他不间断地进行大幅书写，从书写格式到书写内容，从书写动机到书写过程，拓宽了书法表达的境界，撞击着人们对于书法认知的经验。他的“巨书”世界，构成了一种具有崭新意义的书写视觉样式和书法文化现象。
    王冬龄“巨书”所提示并着力解决的是如何通过书法联结起传统与当代，也即如何使书法传统的本质精神和视觉艺术的当代形态结合成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如果我们期待中国书法的传统能真正“活”在当代，期待书法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形式能够展现出当代文化的属性和价值，王冬龄的“巨书”书写就是一个案例。在我看来，在他的实践中，书法超越自身的价值从三个方面体现了出来：第一是“在场性”。王冬龄这类作品的书写，明显地将自己置放于一个陌生化的场景之中，虽然他具有极为娴熟的临场经验，但每一次不同氛围、不同环境下的创作，都使他的精神处于“临界”状态，“在场”的“发生”成为他的书写动机。在这种书写中，他的书法行为如心与物接，是一种状态从局部到整体的显现，在书写“发生”之际，原有的概念和意义已难包孕，唯有借赖解衣磅礴之势，心无旁骛之态，如入无人之境，方可获得从“无”出发的创作起点。在这里，书写的“在场”既为书法的方法提供了新的路径，更重要的是，为书法的精神作出了新的传释，使“书写”称谓呈现书法意义的主体，也呈现出自身的本质意义，达到我“书”故我“在”的境界。在时间上，“在场”拥有预定的起点，但未能设置结束的终点，因此，书写过程的展开及其本身就成为作品形成的有机部分，连艺术家本人也难以预测书写的效果，只有调度起最佳的心理意绪，在书写过程中保持感兴的连续性，以意逆志，顺其流溢，一任笔线与墨迹的出位与偶发，在理性控制和恣意挥洒的张力之间，通往作品的生成。实际上，观看王冬龄书写过程也是一种“在场”的审美活动，随着书者笔底波澜的涌发，线条之势的铺展，行神如空，行气如虹，整个书写场景成为观众与书者心理共鸣回响的空间。王冬龄书法风格的雄浑，尤其对应着大时代文化理想的主流，让人获得积健为雄、横绝太空的审美快慰。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全盛时代，曾由一批艺术家以“在场”的创作情境为代表，体现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现代文化精神的勃兴，在今天的后抽象时代，像王冬龄这样的“巨书”方式，无疑舒展了东方艺术的能量，体现出文化上自信的时代精神。第二是“交互性”。王冬龄拓展书法语言的路径，在“巨书”一体中直接通向了当代生活世界，使书法从卷轴走向空间，从近观走向宏览。他的作品每每与各种新的环境发生关联，特别是与现代型态建筑和当代公共空间触及，由此使他的每一次书写都成为与场地、环境、空间的对话，而每一次对话的结果是他征服了外部条件的限制性，使书写的痕迹与环境浑然一体，让书法融入环境，让环境成为书法作品的外框，合为一种视觉的整体。尽管书法传统中有属于大字书写的“榜书”、“匾书”、“碑书”等形制，但直接以环境为载体的直接书写，却是当代的现象，王冬龄以超过其他书家的大量实践，在形式和内涵上都标新了历史，最重要的是在艺术发生学和艺术社会学的意义层面，使得中国书法介入与进入现实社会的可能性大为增强，使书写形式和书写内容一道，具备了一种蓬勃的社会学想象力，尤其是书写形式通过“交互性”实现了自身的辩证与重生。
    上述两个特征汇合起来，凸显出王冬龄“书法道”的文化意义，那就是公共性价值。“道”的自然属性、哲学属性最终要通往今天的时代，在公共性这个范畴中获得当代的转换和演现，才是今日艺术创造的本义。王冬龄先生思于此，也行于中，他获得的是自我精神逍遥的世界，也令我们神往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