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抬起的头颅
——论庞永杰近期画作
蓝蓝
波兰哲学家柯拉克夫斯基在写作《宗教：如果没有上帝》一书时，开篇就声称，他一直把握不住什么是宗教。不过，他相信，无论宗教是什么，它必定是包括了神的、人的和宇宙的历史。尽管他这样说，却无法不用“宗教”这个词来谈论他想谈的问题，盖因连伊利埃德（M ircea Eliade，西方著名宗教史家）也曾说，他感到遗憾的是，的确还没有一个更好的词能够包容他所说的“对一切神圣事物的感受”。
对于当代的中国人，宗教一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几乎是“迷信”的代名词。虽然我们的很多行为亦和迷信本无两样，但这样的迷信却被冠以种种与“崇高”、“科学”有关的名头而大行其道。进入新世纪后，我们身边似乎突然出现了相当多的各种信徒，佛教的、天主教的、基督教的等等，但令人失望的是，有不少的所谓信徒并不依靠内心的道德自省并进行自我言行的修正。信奉神迹和期望直接达到“内心圆满”的想法，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回避了我们存在中真实的伦理问题。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一个艺术家在作品中呈现了宗教感，经常会被视为尴尬之事，而我对此感兴趣的却恰恰是这种宗教感产生的原因，以及一个有力的艺术家何以必须要有宗教感——无论他是否是无神论者。
众所周知，2008年，在中国是一个大灾大难频发的年代。冰雪、手口足病、火车相撞、汶川特大地震、西藏事件、三聚氰胺奶粉……等等等等，其中每一个事件都足以对中国人构成心灵的极大冲击。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在这样巨大的灾难面前，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不可能无动于衷。庞永杰近期的画作上，处处留下了灾难作用于画家敏感心灵的痕迹。但是，如果把这些画作当作是新闻报道式的作品，显然大谬也。由灾难引发的形而上的思考，乃至对生存、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虽然是我们表现现实的一个题材，但还远远不足以构成“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的最重要理由，否则我们就没有必要谈论绘画艺术和宗教的关系。
首先，自2007年始，在庞永杰色调一向温暖柔和的画面上出现了幽灵般的鲨鱼，这是个显而易见的可怕象征。它的出现，既代表了现实的邪恶和苦难，也暗示着画家内心的惶恐不安。这种惶恐不安不仅来自人间的灾难和大自然的冷酷无情，更来自于画家精神的高度紧张和焦虑。我们知道，“焦虑”和“恐惧”不同，“恐惧”一般来说会有具体对象，而“焦虑”却没有具体的对象，也就是说，人们既会焦虑于未知的对象，同时也焦虑于焦虑本身。对于恐惧，由于它可以确定，所以，一般来说在恐惧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人们或者被恐惧的对象吓倒，或找出克服恐惧的方法，从而一举摆脱恐惧。而焦虑因为没有具体的对象，人们根本无法知道那个可怕的对象在何处，它是在背后？在窗外、床底？还是在我们的内心隐藏？——这些统统没有答案。我们在庞永杰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那条庞然大物忽而隐身于无尽的波涛之中，忽而赫然显身于我们的眼前，细小的眼珠闪着莫测的幽光，一颗颗尖利的牙齿清晰可见。庞永杰此前的作品中，画面主角大多外形圆润饱满，线条柔和丰美，无论其或站、或坐、或卧，都呈现出自在自足的状态。这些画面色彩温暖美丽，充满了一种快乐自足的情绪。这些画面上的主角，几乎和画家本人的外形非常相似，圆圆的头颅，壮实的脖颈，蕴藏着力量的四肢，这一切，都在向观者发出悠然自得、温馨祥和的信号。尤其是他（她）们庞大身躯既有男性的粗犷有力，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女性性征：丰满的乳房和圆润的线条，与整个躯体内部呈现的雄性力量相互呼应，构成一个完满的精神象征。但是，在持续几年受到广泛的好评和可观的市场效果后，此类作品的创作到2008年便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便是眼前这些色调阴沉、有着鲨鱼出没、整个画面充满紧张恐怖的焦虑之作。
我们无法猜度庞永杰究竟经历了何种巨大的精神刺激，只是这种刺激带来的各方面的改变显而易见。或许，世界上永远没有一开始便是形而上的绝望和焦虑，它总是首先伴随着具体的生活遭际和心身体验而到来。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2008年持续了整整一年的天灾人祸，还有两桩事情也导致了画家自内而外的迅速改变。其一，是他的一位朋友的自杀事件。从画家的叙述看，这位朋友与画家本人关系相当好，而且他的自杀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因此，此事件势必会给画家带来的巨大心灵刺激，促使他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等重大问题。其二，出于自身对绘画艺术的不断要求，当画家摒弃了自我复制（无论其市场诱惑有多大）的行为后，在尚未寻找到更能超越自己的表达方式和绘画语言时，便产生了内心的苦恼和紧张。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即便每一个单列出来，都能构成一个巨大的问题。仅仅拿汶川特大地震来说，一般人的看法是：在大自然可怕的威力面前，人是渺小的，转瞬即逝的。曾经在这个世界呼吸、爱、说话、走行的人，不见了。可是，我们对他的爱还在，我们的记忆还在，但是，他不在了。这个极其荒谬的事实，会把人逼至精神崩溃的边缘，抑或彻底被绝望打垮。更荒谬的是，一些完全可以避免的死亡，因为人为的因素，却导致了更多生命的夭折。庞永杰在“伤逝”系列的一幅作品中，为我们描画了汶川地震后，死亡严重的北川中学一片废墟的悲惨情状。这片废墟如破碎在冰山前的舟船，在寒冷的汪洋中漂浮着，随时都可以沉入永远的黑暗。几个悲伤的人体在继承了画家一贯的符号性外形后，离开大地，占据了飞升或者漂浮的位置。从画面看，光的来源是他们身下的大地，但是，大地却已经陷入黄昏般的灰暗，惟有一枝小小破碎的旗帜在废墟上凄凉地低垂。这些人体充满着哀伤的姿态，似乎是孩子们那些幽怨的魂灵盘旋不去，又仿佛是哀怜的接引天使，亦宛如画家内心绝望的祈祷。
画家对“人祸”的处理包含在了画面所蕴含的悲愤之中——废墟、旗帜、凌乱的桌椅、尘烟未散的一片狼藉。人类世界的具体物象在画面的下部，与上半部飞升的人物形成了对比和呼应，暗示了死亡的因果关系。人物本身的颜色和光芒寄托了画家对于死者深切的哀思和情感，而画面最上方的天宇，却依旧是压抑阴暗的铅灰色，似乎在默默执着于对良知永远的追问和对苍天的深深怀疑。在庞永杰“伤逝”系列的另一幅只有三个人物的作品中，他们的身体几乎完全被湮没在似云非云、若波若涛的死亡深渊之中，只有三个脑袋还浮现在云层或者水面上，显示出他们极端痛苦的挣扎和无助。画家将他们四周的事物进行了似是而非的描画，人物置身于仿若云层、又仿若波浪的环境，似乎既寓意着亡者奔往天堂，又寓意着他们更有可能坠入寒冷的死亡之中。而在庞永杰其它几幅有着恶鲨出没的画作里，人物的命运更是如履薄冰，危机四伏。画家在创作这些作品时的焦虑、紧张和绝望已跃然画布之上。在这一切背后的真实是：画家本人在精神窒息中的挣扎。
美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保罗•蒂利希说：“存在在其本身之内就含有非存在，这种非存在是作为神的生命过程中永恒存在又被永恒克服的东西而存在的。”他指出，“只要存在着恐惧的对象，那么，在参与的意义上，爱就可以征服它。”但是，“焦虑的对象是‘死亡后’绝对的无知，是非存在”，是无神论者心中的“虚无”，是宗教术语“永恒死亡”的同义词，是对人的自我肯定的威胁，它会动摇我们生存的根基，正如某些极端怀疑论的自杀者：他没有本体上的出口。然而，冷静的人们会意识到自杀的无用性，人需要借助“被永恒克服的非存在”的启示，确立人的存在的勇气。对此，法国生物学家莫诺（Jacques Monod）说：“我们都想要使自己成为必不可少、不可避免、自永恒以来先期设定的。一切宗教、几乎全部哲学，甚至科学的一部分，都是人类在绝望中为否定自己存在或然性而作的英勇、不懈努力的见证者。”这里，否定存在的或然性就是否定生存的无意义和虚无。但是，对于一个一贯的无神论者，完全未经内心审察的皈依宗教的行为显然是可疑的。不过，这并不等于他不能够拥有宗教感。庞永杰“伤逝”系列中有关北川中学地震废墟的画面里，大地和废墟是用俯视的角度描绘的，这里已经具有了宗教感的可能：画家在以一种宗教的方式观察着大地上的人和物。这个角度意味着有某种更高的事物在审视和观察着芸芸众生。宗教感不等同于宗教，盖因宗教是一种制度，是组织和某种固定的仪式。它吸引个人加入教义的认同，以美好的允诺取消个人化的怀疑。而宗教感则属于个体，是分散和独立的，它或许没有宗教给予的安全感，但是，它会依靠个人长期不懈的思索和追问，依靠个人坚定的道德化的身体力行和内省，构成个人的信仰和希望。
在庞永杰最近时期创作的两幅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宗教感在作品中的投射。其中的一幅，画面下半部依旧是一条可怖的恶鲨，张着利齿围绕的大嘴，白色细小的眼睑把阴沉沉的目光凶险地射向四周。庞永杰以前作品中那些可怜无助的人物，那些在形体上被处理的很渺小脆弱的人物，在这幅画中获得了几乎和恶鲨同样大小的体积。他们整体构成了对恶鲨的无形压迫——更加挨近它、俯瞰它而毫无畏惧。这是一种姿态上的胜利。同样是来自下方的光芒，使得人物飞翔的正面充满光辉。你可以把这样的光芒理解为来自罪恶所引发的正面的力量，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生活的大地，那生生不息的存在，对于希望的强烈呼应。这幅作品的整个画面，显示了自上而下的力量，这显然也是画家潜在的宗教感所导致的暗示。其中的每个人物虽然保持了以往画家特有的人物特征——圆润、结实、憨厚，但人物所形成的整体形状并不沉重，自天空向下方的飞翔，白色和浅灰黄色中隐约呈现的透明感，使得这些人物的体态具有了轻盈的质感，这一点与他们的体积恰恰构成了对比，似乎在象征着人类克服“坠落”和“重力”的不懈努力。
如果说包含着自然和社会复杂因素的大地震、草菅人命的劣质教学楼、在权力“免检”保护下三聚氰胺对无数婴儿的残害，这些接踵而来的事件对艺术家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冲击，那么，好友的自杀、对艺术表现手法的探索、对超越自我的焦虑，则构成画家最个人化的心灵危机。古印度哲学训导诗、印度教重要典籍《薄伽梵歌》有云：“如果有谁在过眼烟云事物中看到永恒，在有限事物中看到了无限，那就有了纯粹的知识。但如果有人只看到了事物的缤纷及其变体和局限，那他就只有不纯粹的知识。如果有人自私，把一物视为万物，独立于独一者和多项，那他就陷入了愚昧的黑暗之中。”对于我们列举的社会因素导致的悲剧，我们只能依靠每个个人在获得了最起码的良知和内省的基础上，在能够构成一个真正有效的法制、道德、扶助弱者的整体社会后才会有可能避免。之说以说是“有可能”避免，是因为人类是有限的，人性同样也是有限的。而要摆脱属于个人化的精神危机，却只能依靠个人的“觉悟”来达成。一般来说，宗教性绘画作品大多是出于政治和宗教需要，画中的每个物体和人物都有强烈的象征指向，担负着传达宗教理念的任务。而具有宗教感的作品却不然。宗教感的个人化属性，确定了这一类的作品不可能为固定的制度或者宗教教义服务。它可能呈现一种更高的存在，一种我们无法知晓但确实存在着的力量。它俯视我们，审察我们的一切，比之我们自己的理性，对我们更有道德约束力。
在庞永杰近期的另一幅画作中，我意外地读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令人惊奇的意蕴。这是一幅令我深深感动的作品，因为它没有“主题先行”，没有让“观念”开口说话。它融合了画家感受深处最细微的心灵波动，呈现出大气、深厚、雄壮、神秘而又开阔的力量。在这一幅画中，十几个人物躯体躺在灰白色的色块上。从色块整齐的边缘可以猜度，这或许是一块木板，抑或是其他什么可以“陈放”身体的东西。稍有基督教知识和学养的人，或许能从中看出“诺亚方舟”与“洪水”的关系，不过，这一切都是观者个人的猜度而已。整个画面的背景，是由暧昧不清的暗灰、浅灰色构成，这个重要的背景可以理解为隐含着不测的现实生活环境，亦可理解为我们意识中那蒙昧和未知的思维领域。最靠近观众的人物脸孔朝下，以仆倒的姿势躺卧，整个身体僵硬、不能自主。这个朝下的面孔所蕴含的死亡意味确切无疑。紧挨着他的人物脸庞朝天，呈仰卧状，一动不动。这幅画中的十几个人物，大多都是这两种姿势：面孔朝下的俯卧，和面孔朝天的仰卧。其状令人感到无限哀伤。尤其是那些面孔朝下的人体，似乎直接在告诉我们，这张脸再也不能被阳光照亮，就要隐入永远的黑暗之中。这似乎是人类命运的真实写照，是画家对于存在意义的追问和疑惑。然而，画面中有一个微微向上抬起的头颅，非常突兀地闯入观者的视线。从抬起的脖颈的线条来看，这显然是一种自主的行动。——这是一个还活着的人吗？或者说，这是一个敢于反抗死亡和虚无的灵魂？他的姿势仿佛就是一个躺倒的问号，他抬起的头就是那问号里最用力、最弯曲的部分！这是“整体”中的一个异数，是对命运逆来顺受的人们中敢于质疑和追问的“那一个”，因此，画面在笼罩着浓重的宗教氛围里，并没有简单地“抵达”宗教，并没有按照某种宗教的理念和教义有着事先设定的主题进行“看图说话”，而是呈现了一种完全个人化的宗教感：追问、思索、怀疑和肯定。
庞永杰在这幅画和近期的画作中，一改往日以暖色调为主的表现方法，代之以冷静的灰白色调，背景多用黑白色，人物形象多用白灰，再加一点金黄和橘黄，用以表现人的“心灵温度”。亚光和细微沙化的效果，给人以更为内敛的印象。但是，这一切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敏感的观者会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内中深藏的大激情、大悲悯。这一幅优秀的画作让我想起了钱多吉亚奥义书（古印度正统宗教哲学典籍之一）所说：心中之小天地之广大一如这无边的宇宙。天、地在其中，日、月、星辰在其中；……还有一切现存之物和不存植物；皆因整个宇宙都在他之中。体中之灵永不衰老，永不死亡，谁也不能杀死长生的灵。这就是我(Atman)，我的爱即真理，我的思想即真理。在我看来，庞永杰近期的创作，同样也体现了广阔的“宇宙感”，同样是对存在和死亡深沉的思考。
据说德国大诗人约翰•沃尔冈夫•歌德在晚年遇到了他心仪的年轻女子乌尔里克•封•莱维佐夫，苦苦追求而不得。陷入极端痛苦中的他挥笔写到：“一切都消逝了！/——留下的只有：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眼泪，还有/痛苦的叫喊，当人们最后被逼得/忍无可忍——而我，还胜似别人——/自然还给我留下韵律和诗句，/让我在痛苦时倾诉满腔的烦恼。/别人在痛苦时闷声不响，/神却让我能说出我的烦闷。”这便是诗人能摆脱绝望、“胜过”他人的幸福之处。那么同样，对于一个以艺术为生的画家来说，他用来克服焦虑和恐惧的，不仅仅有内心的精神力量，还有他的画笔和色彩，这便是一个每日遭受存在逼问者的“本体出口”；而艺术的全部魅力就在于此。
2009-3月于北京•黄土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