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这说明学习书法要懂得读帖和临帖。读帖要求书者对法书的研究分析透彻，而认识程度与其修为妙悟有关。黄庭坚说：“古人学书不尽临摹，张古人书于壁间，观之入神，则下笔时随人意。”姜夔则说：“皆须是古人名笔，置之几案，悬之座右；朝夕谛视，思其运笔之理。”其读帖的重要性不言自知，读帖是临摹的必经之路。《新唐书》曾记载欧阳询看碑的趣闻：他“尝行见清所书碑，观之。去数步复返，乃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正是欧阳询认真观察读帖成就了千年经典《九成宫醴泉铭》。“拟之者贵似”就是要求书者临帖越像越好。临写时要细心找到所临写的字在整幅字中相对应的位置，体会其用笔方法，然后书之。临帖时注意线条中细节，以求点划的用笔和结字达到较高水准，使所写的字与原帖接近。这种临习法目的在于得到古人的传统技法。“拟之者贵似”是打基础阶段的必经之路，而另一个阶段就是“化古为我”，即达到“出帖”即创新的阶段。正所谓清•刘熙载在《艺概》中说的：“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建霞女史书法中的临摹就是第二个层面，即能“化古为我”。
        自古以来，书法的临摹是书法家必经之路。但临摹中的意临是建立在实临基础之上的。王铎、傅山、何绍基、刘墉、倪元璐等明末清初的众书家在临摹古人时几乎都是意临，并且都无限的接近自己的创作。何绍基临摹《张迁碑》几百通，无一不是意临，但是我们也发现，何绍基的创作几乎就是临摹《张迁碑》的翻版，即做到了“创即是临，临即是创”。齐建霞女史也是这么做的。其隶书作品《听蜀僧浚弹琴》的创作，虽与《张迁碑》、《石门颂》、《广武将军碑》风格相像，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其临摹的《张迁碑》、《石门颂》、《广武将军碑》、《乙瑛碑》等，我们不难发现其临摹作品与创作作品《听蜀僧浚弹琴》如同一辙，也可见作者多创作能力的把握， 以及作者创作作品中对临摹碑帖的神似！正所谓，“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其实，建霞女史学书之初，对字帖的临摹能力获得了不少书家的认可，从“拟之者贵似”这个层面讲，要求书者无论在章法、用笔，还是结字尽可能接近原帖，并对法帖的用笔、结字、章法等方面在思想上进行分析，为临摹做好事前准备。临习时，越像越好，达到十中八九。这说明，其学书之初，对字帖的临摹把握是相当到位的。从“化古为我”这个层面讲，齐建霞的目的主要是进行创新。换句话说，就是通过不断的临摹，掌握了碑帖的基本规律，于是其尝试书写出既不失此碑的气味，又有自己理解的新意出现在书法作品中。李世民在《论书》中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式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这表明李世民临古人时追求意趣，也即是在临摹过程中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审美理念。董其昌在《容台别集》说：“临帖如骤遇异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头面，而当观其举止、笑语、真精神流露处，庄子所谓目击而存道者也。”由此可知，董其昌推崇临摹要抓住问题的关键，即抓住“真精神流露处”。齐建霞也正是在临创之间游弋，可以说，其正是其长期碑帖的解读临摹，加入新的元素又不失其精神，才使得其创作作品有足够的传统笔味，又不失自家面貌。正如明人杨士修言：“仍旧，非真仍旧也。譬如水行，不能舍舟而车；陆行，不能舍车而舟。然而操之乘之，非舟车也，我操舟，我行车也。”
        建霞女史对篆、隶、楷、行、草的理解是较高层面的，其难能可贵之处是以篆隶、魏碑绞毫的用笔方法书写行草书，且行草书中的线质多了篆隶朴拙的笔意，使得篆融隶，隶融草，别具匠心！沈曾植在《海日楼札丛•论行楷篆隶通变》中言：篆参隶势而姿生，篆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蹟。”可见，书法五体相参，奇趣生焉。其篆书四条屏《文征明•潇湘八景诗》，线条劲挺而凝重，苍远而大气，并带有明显的草篆气息，颇有新莽嘉量铭文之笔意。此篆书的亮点在于绞毫的苍茫劲道的线质与篆书中带有行草笔意的气格。其草书条幅《韦庄诗一首》、草书斗方《陆游诗一首》、行草对联《心无物欲，座有琴书》，明显带有篆隶的转折和篆隶线条的顿挫融合其中，这足以说明书家对篆隶楷行草的熟练把握和高度概括。
        唐张怀瓘说：“故大巧若拙，明道若昧，泛览则混于遇智，妍昧则骇于心……。”宋姜白石也说，“与其工也，宁拙；与其弱也，宁劲：与其钝也，宁速。”黄庭坚也说，“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女子妆梳，百种点缀，终于烈妇态也。”傅山提出了“宁丑毋媚、宁拙毋巧、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的思想理念都是针对“媚巧”俗格的反叛。其诗词《独坐敬亭山》和对联《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体现的是带有拙朴气息碑学气象。两件作品都是带有碑刻气象和厚重线条质感，作者既写出了摩崖的开阔与雄浑，又有一种苍古之气涌动。
        综上，齐建霞女史之临创之间，可见其是对“拟之者贵似”的高度理解，从而升华到“不规规模拟”以致达到创作的高度；草存篆意，是其以篆隶为根基，行草书中带有浓重的篆隶笔调，而篆书中的行草笔意，则是自清赵宧光再到傅山之后的又一较深层次的发展；守拙出奇，是其对书法的审美认识的高度概括，其拙朴风格或许多少也能澄现出为人厚重大气的风尚来。诚然，建霞女史是一位巴蜀成功的女书法家，为人为艺自不必说，若要达到书史流芳，建霞女史则要真正的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笔墨语言尚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