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战国中山王金文书法创作
王 茁
(发表于2014年1月15日《书法报》)
        清代金石家、书法家杨沂孙在其所撰的《在昔篇》中提出创见认为,篆书创作要超越前人的成就,必须在小篆的基础上参考金文大篆。如我们所知,折中大小二篆,是杨沂孙、邓石如、吴大澂等清代篆书大家的成功经验。在广博的文字学知识支撑下,1883年吴大澂编著了《说文古籀补》,他还以大篆书写出多达1799字的《孝经》,及11705字的《论语》。这两部古文字书法的煌煌巨著成为后来许多书家作为篆书创作的参考依据,在近年全国展赛的作品中也常常可觅得其衍行的影踪。
        中山王金文可辨识字例仅存400多字,作为战国金文的一个品类,采用其进行创作时旁涉博取相近时期的战国文字成为必不可少的手段。在此,笔者试对战国金文书法艺术风格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山王金文创作的一些技巧。
        一、战国金文书法艺术风格浅析
        (一)战国金文艺术风格
        金文即青铜器铭文,最早出现于商代早期,殷周之际最盛。至春秋时期,周室东迁,五霸兴起,随着地域文化的各自发展,各国金文风格渐异,延至战国时期,七雄割据,各诸侯国之间言不同音、字不同形的状况更是越演越烈,金文风格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千姿百态,蔚为大观。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刻铸方法、书法艺术等方面较之殷周金文都起了很大的变化。
        战国金文是上承殷周、下启秦汉的过渡性文字。目前学者在研究战国文字时主要以地域为界限,将结构和风格相接近的国家文字划分体系,分为晋、齐、燕、楚、秦等五系。其中,晋系文字以韩、赵、魏为主,中山王金文即属于该系,此外还包括及两周、郑、卫等小国的文字,虽然地域宽广、国别众多,但晋系金文总体风格基本一致,字体具有颀长工丽,笔画细劲秀逸的中原风貌。例如“信”字作“ ”的字形,可见于魏国的信安君鼎、梁上官鼎和中山王方壶等。齐系文字以齐为中心,包括鲁、莒、祝等小国,文字颇具凝重沉厚的东方特色。燕系文字因燕国偏安于北方,战事较少,局势相对稳定,因而呈现峻整的北方风格。楚系文字以楚国为中心,包括吴、越、徐、蔡、宋及曾等其它小国,其文字具有修长诘曲、装饰性强的特点,然战国晚期的楚国铭文文字风格与早期迥异,平扁欹斜,书写委靡粗率。秦系文字则比东方各国文字更多地继承了西周晚期金文的遗风。
        根据文字总是沿着简化的总趋势演变的规律,战国各国的文字在长期的封建割据下各自演化发展,按习惯减省简化,以致于各国文字异形,难以识读。同时它们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各系文字形体结构相异之中又有相合,如“平”字,燕为“ ”,晋为“ ”,此为相合,“冶”字,齐为“ ”,晋为“ ”,此为相异。在铸制方式方面,齐系的兵器铭文多为铸造,晋系则多为刻划。铸者结体宽博、运笔粗犷;刻者则结体散逸、运笔细劲。
        (二)战国中山王金文特色
        战国中山王金文按文字系统划分属于晋系文字。1977年在河北平山出土了战国时期中山王国的三件有铭铜器,可谓艳惊四座。中山王三器包括大鼎、方壶及圆壶,其上铭文主要为契刻篆书,字形体态修长、婀娜摇曳、纤劲遒美、精丽潇洒,风格特异,契刻者用刀果敢利落,结体得心应手,线条灵活多变,通篇文字犹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中山王篆书可谓战国晚期金文书法艺术的杰出之作、中国古文字的精品奇葩。
        中山国是由北方草原上的少数民族白狄创立,最初被称为鲜虞,后称中山,因战事几经迁都,后于公元323年达到鼎盛状态,时国都建于灵寿(即今河北省平山县一带),中山国王“厝”与韩、赵、魏等国国君相继称王,之后在参与齐国对燕国的讨伐中,中山国占地掳物,大获全胜,中山王三器即铸造于此间。据张守中先生统计,中山王墓出土的有铭器物共118件,《中山王厝器文字编》收录2458字,不重复单字505个,合文13例,存疑19字。仔细观察中山王圆壶金文拓片可见,圆壶的前22行刻写风格与后部分差异明显,前22行用刀犹豫、结构松散,后部分则用刀劲利果断、体势潇洒、笔画遒丽。似乎前刻者水平不佳而换后来者继刻之,或从侧面说明当时的书法艺术审美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及要求。
二、中山王金文创作宜注意的问题
        (一)规划空间
        中山王金文是属于工整秀逸风格的书法,在规划作品空间的时候,要注意总体布局疏朗、匀衡,结字张驰有度,笔画之间极疏与极密巧妙运用。字的外形宽高比例基本上为1:3,这个比例能将中山王金文修长飘逸的体态表现得恰到好处。
        (二)创作工具
        中山王金文作品创作宜使用长锋的狼毫、貂毫,易于表现其遒劲的线条韧性。纸张宜采用全熟或半生熟性质的泥金、泥银、粉彩等,避免书写速度慢时造成洇墨而害其静秀。用墨宜浓稠,即使线条纤细也能显其厚重,以期纤而不弱、柔中见刚。配印宜用工雅的朱文印,若用粗犷写意之印配之则作品坏于“蝼穴”了。
        (三)文字选用
        因中山王金文可辨识字例不足五百,这成了书法爱好者以中山王金文进行创作的巨大障碍,令许多作者爱之却舍之。即使是字例多达千字的甲骨文字,也令不少书家望而却步,或者投机取巧,直接照抄前人作品,人云亦云,甚至前人写错的地方也照着抄错,虽然也有侥幸入展的,然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书法创作水平难以提高。
        1、选字的艺术取向
        选用字形宜大胆而谨慎。战国时期各国之间没有相对严格统一的书写标准,同一个字往往有很多种写法,文字偏旁常常左右无别,因而文字书写灵活,结构变化多样,产生了很多异体字。这种现象一方面造成了观赏者的释读困难,另一方面却又丰富了作品的趣味,运用得好,就恍如王羲之《兰亭序》中的20多个不同写法的“之”字,使整幅作品参差灵动,不显呆板。因此,在选用字形的时候,宜在以中山王篆文字为根本的基础上,旁涉博取近时期的各国文字,甚至上溯殷周金文、甲骨书契。作者同时需具备一定的文字学知识,不能犯以“ ”当“(头)发”、以“ ”里”作“(公)里”的谬误。
        2、无字例选字
        需要使用中山王金文字例中所没有的字时,只能在符合文字发展规律及约定俗成习惯的基础上进行适当变通,万不可任意杜撰。通常有如下3种方法:
        ①借形。从其它文字材料中借用字形结构,以中山王笔法写出。
这个方法是最可靠的。至于如何借形,为了最大可能地保持字形艺术风格与中山王金文的风格相近,或许可由范围从小及大、时序由远至近,走如下路线:“中山王金文”(根基)→“晋系文字”→战国古文→先秦文字→回归小篆。这条路线的第一原则是风格相近,第二原则是先古后今。根据本文第一部分对战国金文风格的分析,中山王金文作为战国晋系文字,其所没有的字例,首先考虑从晋系文字中选取,晋系文字也没有的,扩大考虑从战国古文中选取,战国古文也没有的,上溯殷周金文、甲骨书契等先秦文字,以上都没有的,最后才参考小篆。采用借形的方法,绝大部分的创作用字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②替字。包括以形、义、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代替原字,亦即通假。
战国时期除“文字异形”外还存在“言语异声”,造成文字通假频率相当高。例如以“胃”替“畏”,以“轨”替“簋”等。中山王方壶的450个字当中,假借字(包括异体字)就有70多个,约占了全文的15%。通假方式变化多端而以音为主,其中借用本字(亦称字根)是常用法,例如可以用“隹”替“惟”,用“乍”替“作”,用“工”替“红”、用“干”替“岸”等等。东汉郑玄在《经典释义.序》中指出“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可见,利用古音学知识来进行“替字”是借鉴使用古文字的一个途径,但当代很多文字的读音与古音相去甚远,故当慎用之。关于通假方法的使用,可参考周盈科先生编著、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通假字手册》和王福厂先生撰原稿、韩登安先生校录、西泠印社出版的《作篆通假校补》。
        ③组构。此法为最不安全的险招,稍微不当就会造成篆法错误的硬伤。
我们将中山王金文文字与战国时期其他国家之文字相比较时,可以归纳出其构形特点为附加义符、增加声符、形近互作以及类化、选择不同构件造字、附加饰笔等。了解了中山王金文的构字基本法则之后,可以尝试用小篆的结构,将中山王金文的部首组合起来成字。有宋以来不少书家、篆刻家常常运用此法组构古文字。例如,邓石如的金文书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雄”、“想”等字就是用金文偏旁组合而成的。然而这个方法很容易造成篆法错误,不具备相当的古文字研究功底者,不建议采用此法。因此,这里不作详述。
三、中山王金文创作参考文字材料举例
        (一)出土战国时期文物上的文字
        1、战国晋系文字。中山王文字作为战国的晋系文字,于 1977年出土,其中中山王三器,包括方壶450字,大鼎77行469字,圆壶204字。张守中先生著有《中山王厝器文字编》,是创作中山王金文书法的必备工具。其余出土的可作参考的大宗文字材料有山西侯马出土的5000余件盟书(石器文字),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编有《侯马盟书》字表。对于整个晋系文字体系,汤志彪先生撰有《三晋文字编》,可作为参考工具。
        2、战国楚系文字。楚系文字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有铭青铜礼器及竹简,河南信阳长台关竹简,此外还有望山竹简、天星观竹简、包山竹简、郭店竹简、上博竹简等等。其中张守中先生主编的《郭店楚简文字编》及《包山楚简文字编》是查阅战国楚文字的利器。
        3、秦系文字。秦系文字在战国时期的表现主要以量器和兵器铭文为主,各种诏版、石鼓文、诅楚文、秦骃玉版等石刻文字均可作参考。此外,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虽已是秦隶萌芽,亦可以兹借鉴。
其它系别的出土文物文字材料较少,暂不作介绍。
        (二)传世的战国文字
         除了出土的战国文物上的文字资料之外,自古流传至今的一批传钞“古文”亦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参考。
        1、《说文解字》。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中保存有500多个古文字,经考证乃战国文字,因而可为中山王金文书法创作的重要参考之一。
         2、三体石经。三体石经乃魏曹芳正始年间刊立的“古文经”石经,供学者摹写观览,因以古文、小篆、隶书3种字体刻写,故称“三体石经”。据统计,目前发现的石经字数汰其重复者约有400多字。石经中的古文字形不少与中山王金文吻合,例如:“中”字的形体,石经古文为“ ”,中山王金文为“ ”;“后”字的形体,石经古文为“ ”,中山王金文为“ ”等等。
         3、《汗简》及《古文四声韵》。北宋郭忠恕编《汗简》,以收集到的残存古文经、古佚书、《说文》古文、三体石经等古文传抄材料的字形熔为一炉,计2961字。相对于《汗简》,北宋夏竦在其基础上辑成的《古文四声韵》,搜集到的古文字形更广,达9000余字。但因它们搜罗的古文字形来源多头、泛滥无方,难免有伪讹之嫌,因此书法爱好者在引据其中的字形时需多加考证。
其余,还有唐以前用“古文”字体镌刻的碑文,如唐碧落碑等可作参考。
        (三)主要工具书
         这里主要介绍笔者自己常用的3种工具书,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学者编撰的实用工具,文中亦有提及,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1、《金文常用字典》,陈初生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
         2、《古文字类编》(增订本),高明、涂白奎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第1次版;
         3、《金文编》容庚编著,中华书局,1985年7月第1版。
          战国中山王金文书法艺术博大精深,笔者仅以自身浅识试探索解决其书法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可谓管中窥豹,鄙陋之处还求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