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清代，清初“四王”主张摹古，作品情调未脱古人窠臼，但他们的创作样式符合统治者的口味，被确立为正宗地位。而他们的追随者如“小四王”、“后四王”等的作品渐无生气，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与他们艺术追求截然不同的在野派清初“四僧”，这些“金枝玉叶老遗民”起伏跌宕的身世，使他们内心无法平静，他们在绘画中抒发家国身世之痛以及对江山大地的爱恋，深入观察自然，冲破当时画坛摹古的樊篱，作品中体现着强烈的情感和鲜明的个性，使画坛面貌为之一新。其中石涛用禅学思想写出的画论——《苦瓜和尚画语录》，为中国画的发展提出了极为精辟的具有指导性的艺术思想。继“四僧”之后，又崛起一个革新画派——“扬州八怪”。他们生活清苦、身世坎坷，在创作上，除了表现出一般的清高、孤傲、绝俗等思想外，还运用象征、比拟、隐喻等手法，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思想表现。但在当时，他们并不能够被完全理解，甚至被视为旁门左道，而受到非议。其实，正是他们开创了中国画坛新的局面，为中国画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另外还有当代人物画家李伯安，他历时十载创作的人物长卷《走出巴颜喀拉》，是中国美术史上最富民族精神、最具震撼力的史诗性水墨人物长卷作品，其绘画语言，已完全打破传统绘画藩篱而卓然自成一家。李伯安为了创作历尽孤苦艰辛，最后倒在画作之前，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融入到作品之中。应该说，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都是凭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格精神，去揭示人生、世界深邃的精神内涵，构建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象世界，把自己的艺术创造作为一生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之中。这种艺术家才是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

另外，从艺术创新所需的社会环境看，时代已进入21世纪，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给艺术的繁荣发展带来了好的环境。但我们也看到，以市场来衡量艺术作品的价值，以官位高低来衡量艺术作品的优劣，以模糊的理念来影响艺术发展方向的不良风气也越来越严重。由于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艺术创新作品评价标准、创新艺术人才的认定培养等机制，真正以艺术本体为标准，以艺术自身的规律来推动艺术创新发展的难度依然很大。所以急功近利的人都喜欢走捷径，靠谋取地位、权力来获取名利，艺术创作跟着市场走。而且他们由于成名早，社会活动多，消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即使再有艺术天赋也会消磨殆尽，失去创新的动力。更有甚者，一些保守思想严重的“权威”人士，会认为创新是在动摇传统，是在制造麻烦。在这种现实环境下，那些没地位、没话语权的底层艺术家，虽然独具艺术个性和原创精神，仍难逃被忽视、被排挤、被埋没的命运。即使出现了天才的艺术家，也只能默默地为艺术奋斗一生，要想脱颖而出，为艺术发展做一点贡献，难度是可想而知了。

李伯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痴情创作的殉道者，54岁时倒在了还未完成的《走出巴颜喀拉》前，让人感慨，让人悲切。这样一位将画画当生命来看待的艺术家，在世时，艺术道路并不平坦，两次报考美院都没被录取。这是他艺术水平不过关吗?美院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像他这种天才画家怎么会被拒之门外呢?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考试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给他的艺术人生增加了几分痛苦。他英年早逝，没有留下更多的作品和理论著作，这是美术界的一大损失。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绘画也已有千百年的发展历史，通过历代画家的不断创造提高，传统山水、花鸟画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要为它添砖加瓦，创造出与古人不同、与今人不同的作品，为中国绘画增添新因素，实际上不比科学发明容易。但是每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人不怕艰难困苦，全身心地投入到真正的艺术创造中，为了艺术，为了创新，熬尽自己的一生。虽然真正的艺术创造有这么艰难，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洗礼，真金总是要发光的。真正有突破、有创新、有生命力的作品，最后总是会被发现、被认可，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因为历史是公正的、客观的.

西方有法国印象派的马奈、莫奈，荷兰后印象派的梵高等，我们国家同样有为了艺术、为了创新而艰苦奋斗一生的艺术家。在科学现代化、社会通俗化、文艺作品逐渐往通俗易懂、大众化发展的今天，在艺术成为一种赚钱的手段、不会运作的艺术家很难生存的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与马奈、莫奈、梵高、李伯安同命运，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在无援、孤独、困苦中离去。梵高的境遇教育了荷兰人，今天的荷兰人对梵高都有一分歉疚感，因而也增加了对梵高的敬仰。荷兰政府也提出对艺术家要多一些关爱、尊重、理解和宽容，绝不让荷兰历史上出现第二个被埋没、被冷遇的梵高。荷兰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应引起重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