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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的来看，1949年以后逐渐排斥私有经济和管控个人自由以后，学习苏联建立的文化-协会-学院-美术馆的美术体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听从政治指令进行文化艺术品的生产。这时候当然存在极少数的私下交换以及对外的艺术品出口——以创汇的方式，但整体而言艺术家是在体制内依靠生产能力和资格晋升而获取资源并持续创作的。

 

1978年以后的体制在改革开放中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是市场带来的外资、民间资本开始进入，新的思潮也开始打破了之前的意识形态框架，刺激生在体制内的高阶青年人群和艺术学院学生中出现地下艺术、现代艺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财政资金的匮乏导致体制内机构在新的市场化情况下要做事而资金不足，甚至本身出现部分解体和瘫痪。所谓85新潮就是这样出现的，年代一代甚至期望在合法选举等途径接掌体制资源，但是1989年的激烈冲突表明这并不可行。

 

到1990年代早中期，可以看到国有体制本身瘫痪和解体的程度加剧，外资、民间资本这些“市场力量”则获得长足的发展，同时政府开始强力的与国际接轨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中。这导致了中国的地下艺术在体制内无暇关注的情况下野蛮生长，并在1990年代中期进入国际展览体系中。

 

而到了1990年代末，情况有了戏剧性的转变，在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和土地、财税制度背景下，获得国有官僚经济和民间资本双重支撑的政府财税收入高速增长，让体制内机构重新恢复了能量，这以后就出现了进行城市改造美化、大盖文化设施、举办各宗展会的热潮。这开始刺激城市雕塑、展览设计、样板间设计等这类商业艺术的发展，很多之前的纯艺术家也是在这个阶段下海从商。同时，民间资本也高速发展，尤其是房地产开发热潮中出现的地产富豪或出于项目营销需求，或因为炫耀，开始支持新兴艺术、设计的创作和展示，这在2003年左右出现长城脚下的公社、今日美术馆数个重要的展览、设计案例。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引起重视，在国内外市场需要刺激下，中国艺术市场高速发展，个人和民营企业开始收藏艺术品，尤其是投资性的个人绝大部分将投资艺术品作为逐利手段，导致艺术创作和生产出现一波大跃进。

 

总而言之，1990年代以来较为明显的体制因素对于艺术生产的影响如下：

 

党政文化官僚系统：党政相关部门和各种国立院校、官办协会仍然可以利用财政拨款由于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和雇工部分艺术工作者，其次，在半管制半市场的制度结构下，上述机构还可以利用垄断设立的牌照资源——比如国家级、省级等不同级别代表的不同意涵等——在市场中进行创收，从而增强自己的经济能力。比如宣传部、文化部等提出的美术创作工程、全国美展以及美术走出去的一些筹划等等。当然，这些机构还拥有对艺术文化活动进行审批等的管制权力。

 

国企、军队等特殊经济组织的利益输送：以提供工作室、举办展览形式对文艺创作给予支持，或个人之间的送礼经济实现的艺术—金钱循环。

 

财政税收制度：随着经济发展税制出现两位数增长，政府的城建、规划和文化机构开始投资新建大型文化设施、举办展会会，带给艺术家新的展示空间和委托制作;其次，则是政府支持的协会、院校不仅能获得财政资金的支持并要考体制垄断牌照在市场猎取额外收益，由此获得新的活力支持一系列教育、展会、出版等项目。政府对重点产业的各种规划也决定以财收收入支持产业研究和发展，文化产业就成为其中之一，可以获得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还可以获得政府基金的支持等，并随之出现众多以文化艺术名义进行圈地开发项目。

 

土地制度：土地财政支配下的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和各类企业的逐利模式，城市改造运动和圈地运动同步开始，首先刺激了城市雕塑、双年展等政府投资、支持的文化艺术展会项目，地产开发商也热衷举办这类活动从而树立企业品牌以及和显示对所在城市的贡献。

 

货币制度：2008年后的货币增发导致的通货膨胀，带来各类市场的普遍涨价，其中包括艺术市场。

 

由于中国目前体制的混合特质——半市场半管制状态，出现的很多事项都是混合性的，如私人、私人经济成分和官方体制合作进行，或者官方招标私人完成相应的工程人物并付出市场价格、或官方仅仅出具名义，私人购买名义并自行组织等等。其次，尽管近年来官方机构获得的财政资金增多，获利有所增长，但在整个社会层面，民间机构的增长更为显著，因此相对地位还是在下降，其中特殊的是巨型国立艺术机构，其资金更为充足而且品牌显著可以获得市场化高租金，从而保持了较高收益和知名度。（来源：雅昌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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