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之四”：它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将原本是地域性、专业圈范围内的一次“换届工作”，引发为一场“公众事件”，或者说“网络事件”，吸引众多的“围观”和“群议”，引发了广大热爱中国书法的有识之士对书坛现象、书协现象的深层次思考，或许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管理层的注意。记得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人们诟病已久，但直到2003年3月发生“孙志刚案”：在广州工作的27岁的湖北大学毕业生孙志刚，仅仅因为没有暂住证，就在去网吧途中被警察送往“三无”人员收容遣送站，后被野蛮殴打致死，许多媒体详细报道了此一事件，在社会上掀起了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引发了反思和抨击，最后，2003年6月20日，温家宝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行使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终于被彻底废止。中国的许多体制性不合理现象，往往要到发展到极致，才会迎来变革的机遇。我举这个例子，意思是希望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引发对现有书协机制的深层次思考，并借此引发深层次改革。

再回过头来说“陕西书协换届事件”，不管公众如何质疑、批评，都难以改变陕西书协已经产生的“领导机构”，因为其“人选”都是经过有关管理部门批准、经过“陕西省书法界代表242人”选举产生的，哪怕“不合理”，也是“合法”的。就实质而言，书协领导机构的人数多寡，并非问题的症结所在，固有的积弊不消除，人数再少也不合理，机制公开透明、科学合理了，人数多一些又何妨?如果由此果真引发了对书协机制的改革，“陕西现象”的贡献，则岂止“另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