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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中国的艺术格局自成一体，完全不同于西方。西方有着完整的艺术史逻辑，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当代艺术，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清晰的线性轨迹。艺术发展至当代社会，任何与当代艺术理念相违背的艺术创作，都不可能在创造性意义上被谈论，也完全失去了艺术史的价值，顶多只能成为某种装饰，或者成功的商品画，在资产阶级的客厅里流通。

但是在中国，情形却截然不同。首先，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出现，起先是一种被动的选择，抑或是对西方的现当代文化冲击作出的某种回应。在这样一种被动的回应中，传统的巨大惰性，虽然在激荡的文化思潮中被压抑了起来，但思潮稍一退却，就会浮出水面，牢牢地控制中国艺术的全局。事实上，在中国社会的主流层面，以仿古临旧为主旨的传统书画，仍然占有绝对优势，无论是从业者还是受众面，抑或是在国内享有的流通市场，都无与为偶。其次才是近百年来，受西学冲击以现实主义作出回应，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学院艺术传统，因为有过去意识形态的积累，现在又与艺术的知识普及和启蒙相关联，所以影响也不可小觑。

而当代艺术，尽管这些年已从过去的地下状态浮出水面，被不少媒体和市场所追捧，但在更大层面进行比较，其从业者算来算去也只能说是一小撮，在国内享有的流通市场更是无法跟传统书画相比较，充其量也只能是与学院艺术平分一下秋色。这就是中国艺术的生态格局，因为传统与当代并存，前现代与后现代共生，故而，价值也是混淆的，很难像西方那样从创造性的角度来讨论文化意义，树立价值标准。所以，也就只能从艺术市场占有的份额，以市场成功与否来谈论艺术了。这是中国艺术的现状，它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艺术史只是一部艺术的影响史，而不是一部艺术价值产生的历史。

从以上这个分析来看方力钧近期被中国国家画院收编，出任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一职，就具有了特殊的象征意义。因为方力钧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界的代表艺术家之一，此前只是一位纯粹的职业画家，将其纳入体制并委以重任，表明了以中国国家画院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对当代艺术的接纳。尽管此前中国艺术研究院早就开先河，成立了当代艺术研究院，但在人员的聘请，尤其是主管领导的任命上，远没有此次大胆和彻底。当时的研究院是请了罗中立担任院长，实际上是想借罗中立的折衷主义来调和传统与当代的矛盾，以学院艺术的中庸掩盖当代艺术的锋芒。

但此次却不同，聘请“三无人员”，也是“文化造反英雄”的方力钧入阁，执掌大权，其动作之大，改革之新，都可谓前无先例。这也充分说明了从国家层面已经承认了传统、学院和当代三分天下的艺术格局，至少是对这种生态有了某种默许。有人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方力钧此番受命，是一种“招安”。我倒觉得未必，因为所谓“招安”，是以“安”为前提，就像当年宋江投宋后转过头来打方腊一样，招安也就是归于正统的同时消灭异己。而方力钧入阁登坛，并不是取消自己的立场去迎合他者，相反，是将当代艺术的观念带入主流系统。我倒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好事，至少从艺术影响史的角度看，这一举措促进了三足鼎立的艺术格局，为当代艺术在中国更大范围的渗透和传播起到了推进作用。关键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方力钧走马上任以后的所作所为。但那已经不是此文所要讨论的话题，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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