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谢环的《杏园雅集图》(2)

晚明著名鉴赏家文震亨指出：屏风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长物志》卷六）。同时代的另一著名鉴赏家李日华也有同感：石品各有所...

    晚明著名鉴赏家文震亨指出：“屏风之制最古，以大理石镶，下座精细者为贵。”（《长物志》卷六）。同时代的另一著名鉴赏家李日华也有同感：“石品各有所擅。灵璧以韵胜者，磬材也。端溪、歙溪以质胜者，砚材也。大理凤凰以文胜者，屏几材也。玛瑙殷红透碧以色胜者，器物装嵌材也。”（《紫桃轩又缀》卷一）当时，大理石还成为家具椅桌床榻的重要镶嵌物。对此，文震亨却认为不雅，表示出了不屑：“古人以相（通镶）屏风，近始作几榻，终为非古。”（《长物志》卷三）
    《杏园雅集图》手卷（“大都会本”）还有值得关注的细节，莫过于在一处轩阁中，有四位官员在吟诗作画，后面的一个方桌上，有一方玲珑奇窍状的奇石被安顿在方形木制台座上，奇石从形态、结构、体量来看，应该是灵璧石、英石一类。台座的台面为平面状，挖有落榫，四面束腰，四角有卷云形底足。这应该是图绘中有确切年代首见的木制石座形象。
奇石入画，最早见诸晚唐孙位的《高逸图》（藏上海博物馆），但绝大多数为园林庭院置石，未见文房案几置石，更见不到木座形制。比较早见的奇石置木座的形象，都集中在明代万历（1573-1620）年间。如明代松江书画家、藏书家孙克弘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所作的《芸窗清玩图卷》（藏首都博物馆）中，描摹有一方砚山造型的奇石置于木座上面。画家另外还有一幅《七石图》（藏故宫博物院），描摹了七方带有木座的奇石。此外较为集中见到的木制石座，是明代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松江林有麟绘制的《素园石谱》，这是传世最早、篇幅最宏的一本画石谱录，其中有很多奇石多有木制石座的形象记录。《素园石谱》之后，有关奇石木座的形象图绘渐渐多了起来，如明崇祯年间胡正言辑《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首开了中国套色水印木刻的先河，其中就有奇石木座的形象。明代画家陈洪绶的绝笔之作《西园雅集图》（作于1652年，清顺治九年，系未竟之作，后由清代画家华喦补璧，藏故宫博物院）中，案几上就有奇石供置于木座的描绘。……这些都是反映当时奇石木座样式的确证。因为木座是随着明代家具业的兴盛，特别是海外优质硬木原料如黄花梨、紫檀等的引入而开始制作的，之前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或是实证。明代从海外引进优质木材，一般认为有两个时期，一个是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一个是隆庆年间的重开“海禁”。
奇石从园林庭院登堂入室进入文房案几，大致在唐宋之间，宋代流行以盆（包括石盆、陶盆）供石，时称“盆石”（或盆山）。这也是借鉴了盆景的玩法。此种遗风，一直影响到了后世，在宋代还传到了日韩两国，至今他们玩石仍然是以盆玩为主，当时高丽王朝出品的铜盆，还销往中土，颇受文人士大夫的青睐，如苏东坡当年在扬州所得的仇池石（英石）,便是置于高丽国产的大铜盆，其内铺垫了登州的卵石（今烟台长岛球石），有诗为证：“盛以高丽盆，藉以文登玉。”
在奇石赏玩史上，木座的出现和应用是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原来水盆对于奇石安置来说还是有其局限性的，有的样式的奇石并不适合用水盆，而且千篇一律毫无个性的水盆，与充满个性的奇石搭配组合，容易使人产生审美疲劳。相比之下，木制座架往往是量身定做，是极有个性化的作品，不但落榫各不相同，而且其雕饰往往需要根据奇石的主题予以配合，有的构思奇巧、制作精良的木座本身就是一件艺术作品。这与可以批量制作的水盆（工艺品）显然不能同日而语。美国已故中国“文人石”收藏家理查德·罗森布鲁姆(Richard Rosenblum，1940－2000)甚至认为：“木座是一个戏剧化的装置，它实际上使石头成为了艺术品。离开了木座，你会感觉石头与艺术是如此的不相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