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子龙／文

296

2014-1-13

“改革”是习主席上台后的真正关键词。那些很文学很励志的描述比如“和谐”、“中国梦”、“伟大复兴”都是这个核心词的另一种称呼。改革，说白了就是重新分配资源，重新力求公平。

一般说来，任何一个政府都会经历“权力和资源过分集中”的问题，而改革就是对这一状况的调整。只有重新分配资源，大家才会有得玩。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是政治权力逐渐形成垄断的阶段，到上世纪80年代末这种垄断已经足以致命，所以邓小平引爆中国第一次重要改革，他用市场经济的力量重新分配资源。但此后市场经济也迅速形成垄断，当年那些借着南巡春风开始抢占资源的屌丝们今天已经成为巨头，利用资本杠杆的力量将社会大部分财富占据，所谓有钱的越有钱，穷的越穷。第二次改革实际上是朱镕基时代就发轫，但时机不到——邓小平借市场之力倒逼改革，朱镕基借什么力量？无力可借，仅靠政策，无用。但朱镕基开始锻造那把足以让政治权力垄断和经济垄断变色的武器“互联网”。这把武器在习李时代终于成熟，所以第二场改天换地的改革由习近平真正开启。

从经济上来看，艺术处在整个社会结构的下游(当然有许多文化人会认为艺术在社会结构最顶端，我不抬杠，我只是说“从经济角度”来看)。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艺术的影响极大，这也是艺术史最基本的逻辑。2008年之前主要是老外买单，政治波普、艳俗艺术就卖得好；2008年以后中国本土藏家多了，中国风、传统风就卖得好。

上面两段话并非不相干，我是想说这样的大气候下，中国艺术市场制度改革的脚步逼近了，而且不是想不想改革的问题，不改革就得等死。

也许有人说，艺术市场不是很火吗？需要改革吗？必须需要，而且已经开始，就在当下。

中国艺术市场制度在整个市场经济体制中已经是极度滞后，最明显的是，市场交易的主流方式居然是拍卖。市场数据，居然也是只能查阅个拍卖记录。这在一个成熟的行业内，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拍卖是一种专门服务于上层人群的交易方式，对上不对下。在老百姓无暇顾及艺术需求的年代，艺术品是少数有钱人玩得起的游戏。在这种没有普遍需求的情况下，价高者得是很合适的方式。在艺术还没有走进市场的那些年，拍卖行业为中国艺术市场的开放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借着拍卖，人们才知道艺术品原来可以买卖，原来可以流通，原来可以很值钱。

然而今天，艺术拍卖已经处处带着最致命的问题，却还为这个行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数据。说白了，拍卖已经不应该成为艺术品的主流交易方式。

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信用问题。

如果说今天我们许多艺术品指数、艺术研究机构所使用的数据是拍卖数据的话，那这些指数的准确度本身就是问题，投资机构若真正按照这样的数据去决策，是很不靠谱的(当然，眼下也无其他数据可用，只好将就)。拍卖对这个行业的作用，已经不是卖东西，而是提供一种“合法”价格。这种价格的产生既没有市场监督也没有政府监督，假拍的成本非常低。今天许多艺术家送拍，根本不是为了成交，而是自己掏钱换一个“价格”。然而当造价已经成为大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时，这价格本身的公信力已经荡然无存。拍卖真实的交易到底是多少，我不能准确说出来；但事实是，相信拍卖价格的人越来越少。更何况，即使真正成交，拍卖价格也不能代表真正的市场价格，其交易具有太大的偶然性。

拍卖行之所以能这样，主要是因为不开放。你只知道成交了，具体谁买的，几轮定价，在多大层面上公开都一概不知。之所以不开放，主要是垄断资源。藏家和艺术家简直就是命脉，绝对见不得光。而见不得光的东西，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调节。

其次的致命问题，来自于外部——互联网导致信息越来越公开。

习主席的办公桌都公开了，官员财产都要公开了，几个买画的藏家名单和价格弄得讳莫如深，你说能有好吗？这里就跟前文接上了，现行拍卖制度过不了这第二次改革的关口了。拍卖行之所以能造价，重要原因也是信息不公开，心态就是“藏家在手，天下我有”。可惜了可惜，互联网这东西就是针对信息垄断、封闭开刀的，不单是一个艺术圈，动车、李衙内、空气污染、雷政富这些都被抖到太阳底下了，你能把那几个藏家捂在手里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