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杂项收藏家赵汝珍平生嗜好古玩，致力考古，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1939年，赵汝珍出资数千万元在北京琉璃厂开设萃珍斋古玩店，凭借其读书人身份及历史文化素养，将古玩收藏上升到社会历史文化的高度。赵汝珍于1942年出版的《古玩指南》系民国年间一部全面系统介绍古玩知识和传授古玩文化的著名典籍，至今仍是古玩行内较有影响力的巨著之一。

古陶瓷收藏家仇炎之在民国年间收藏了大量的宋代及明清官窑瓷器，尤其是他规模化收集了宋五大名窑珍品及明清官窑彩瓷，其瓷器收藏规模、藏品收藏经济价值是同代及后代藏家难以企及的，成为民国时期瓷器收藏的价值标杆。

时代符号 留存古迹照后人

民国时期的这些收藏家不仅留下一个时代的收藏符号，更留下了高品位、高格调、高境界的收藏文化形象。

收藏家对收藏的嗜好成癖，视藏品为生命，但又能举重若轻。在收藏上不惜重金，甚至穷其所有。张伯驹为购买展子虔的《游春图》，卖掉了北京最好的房产(原为李莲英旧宅)。张大千曾分别花15根金条、500两黄金加20张明画换来3幅五代南唐名迹。张葱玉则把自己的感情用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从费屹明手中购得欧阳修《灼艾帖》，钤印4枚，其中一枚的印文为“暂得于己快然自足”，即将收藏看成是一种精神享受。张大千的两方藏印“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和“别时容易”，则反映了其矛盾的心情：既不希望和藏品别离，但又不得不别离。藏家把收藏视为平生之乐事与责任，并没有以投资为目的。在他们看来，收藏是享受的过程，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观看、鉴赏、切磋，判断真伪，交流作品的背景、内涵。

更为重要的是，其收藏文化追求代表了当年收藏家们较高的收藏境界，如张伯驹将在民国年间收藏的西晋陆机的《平复帖》、隋展子虔的《游春图》，先后捐赠或原价转让给故宫博物院，使得这两件文物作为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庞元济的收藏主要进入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和苏州博物馆。

这些民国收藏家的大手笔收购，以其及独到的鉴赏眼光使当今的收藏家们望尘莫及，这些名作已成为无价国宝。无论是作为收藏家个人道义品格、人文素养，还是其藏品的历史文化价值，都是历代收藏家的杰出代表，他们不仅倾心收藏，用心研究，更为社会和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这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大藏家，至今仍得到社会尊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