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的策展人们说，他们馆藏中的大多数中国画都是赝品。这就解释了在上个月闭幕的大展“中国画代表作大展：从700年到1900年(Masterpieces of ChinesePainting700-1900)中为什么没有任何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藏品。在展览中展出的79件作品中，仅有3件是来自英国的藏品，而且均出自大英博物馆。

赝品源于鉴定水平有限

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一位女发言人指出，除了外销水彩画，他们还收藏了70件明清时期(1368-1911)的画作。在这70件作品中，有25件如今被认定为赝品，还有30件的真假尚无定论，另有15件被认定是真迹。陈列展览的仅有3件作品，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崔美术展馆(Tsui Gallery)中。

前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策展人，现为剑桥大学教授的克雷格· 克鲁纳斯(Craig Clunas)解释说，大多数被认定为赝品的画作都收藏于19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当时鉴定的标准等级还没有那么高，此外还有很多盲目看好的因素。直到20世纪70年代，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才开始聘用懂中文的策展人，这对理解分析印章和题跋都十分重要。

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赝品中，有一幅是获赠于1953年的山水画作《山中访友记》(Visitinga Friend in theMountains)。这件作品的署名好像是李昭道。李昭道的创作主要集中于公元713至741年。而这幅画至少是800年后(大约为1550-1600年)，在苏州仿造的。这幅画作有很多印章和题字，很明显有辉煌的收藏历史，但如今被认定为赝品。中国的藏家很看重印章和题跋，因此仿造者似乎花了更多的心思在印章和款识上，而不是在作品本身。

《饲马图》(Feeding Horses)这件作品的署名很明显是著名画家任仁发(1254-1327年)。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这件作品一直展示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中。它是在1935年和乔治· 乌莫佛普洛斯(George Eumorfopoulos)收藏一起购买回来的，实际上出自18世纪或19世纪，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是来自中国，而是在日本绘制的。

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中国画中，人们对几乎半数的作品“持疑”——这或许有些出人意料。据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现任策展人张弘星说，上个展览已经闭幕了，因此，他正“筹划着研究这些来源不明的画作”。大部分画作都没有显示在博物馆的网站上。因此，第一阶段的研究应该是把这些作品拍摄下来，使得外界的学者可以就这些作品进行评论。

大英博物馆面临同样尴尬

大英博物馆拥有大约500件藏品，远远超过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但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大英博物馆馆藏的第一批中国画是在1881年购自威廉姆· 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的121件卷轴画。据大英博物馆策展人史明理(Clarissa von Spee)说，这些作品中有“很多”现在被裁定为“归因谬误(False Attribution)”。

大英博物馆曾有一幅购于1961年的山水画作。署名是僧人巨然(据知生卒年为960-980年)，但却被鉴定为张大千所作(1899-1983年)。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收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的董源(南唐时期)《溪岸图》亦是出自张大千之手。

克鲁纳斯还指出，全球的博物馆——包括中国的博物馆——都满是赝品。这一现象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曾有一个高度发达的艺术品市场，且持续了一千余年。”这些画作依照早期大师的风格进行绘制，通常都带有以假乱真的印章和题跋以欺骗藏家。

张弘星说：“自16世纪以来，中国画的仿制现象就很普遍了。”这一时期(明代)甚至还有被认可的作假群体——“苏州片子”。“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张弘星还指出，和欧洲艺术相比，对中国画的赝品及复制品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