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回《功甫帖》，到底是不是代笔的，这个我们也说不清，因为苏东坡当时也的确有弟子帮他代笔，南宋时也有人仿他的书法，所以只能留待专家去研究。但具体到《功甫帖》这件事情上，老是去纠结于是工匠仿还是高手仿的，我觉得就是把问题低端化了，现在大家还都处在“盲人摸象”的阶段，总去纠结是不是“双钩廓填”，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本质。

徐邦达、谢稚柳、启功之后少了一锤定音的声音

主持人：上星期的新闻发布会，很多专家发表了意见，但都只是表示：上博的“证伪”站不住脚，也没有人敢证实《功甫帖》就是苏轼的真迹。这件事情发展下去，最后能有个结论吗？

邝根明：对古书画的鉴定，中国向来就是谁权威，谁的话就算数。徐邦达、谢稚柳、启功这三位鉴定界的一代宗师相继去世后，古代书画的鉴定就少了能够一锤定音的声音。所以现在各路专家各有各说，但最后谁也不能一锤定音。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的钟银兰、单国霖是古书画鉴定的知名专家，但还没有达到一锤定音的权威地位。就像广东的书画鉴定家苏庚春，他的名字在广东文博界无人不知，他去世之后，广东文博界也少了能够一锤定音的声音。

石金柱：所以《功甫帖》这件事，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了，没有赢家。自古以来对古代书画的真伪之争从未停息，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书画市场就有一桩著名的公案——《仿石溪山水图》。

1995年王定林在杭州拍卖会上，以110万元购得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不久，有人发现在台湾的拍卖会上卖过同样的画。买家找到徐邦达再鉴定。徐仔细看后说：此画是假的，他的鉴定字迹虽是真的，但原来是题在画上的，现在却跑到画外的裱绢上了，肯定是造假者将真画上的题字割下移到假画上，把一张真画分为两张卖钱。买家根据徐邦达的意见要求退货。拍卖公司找到谢稚柳，谢稚柳坚持是真品，理由是台湾的画和内地的画本来就是同一幅。他认为，台湾拍卖会上的画是真的，但没卖出去。卖家可能认为这是1940年代的原裱，画不太干净，因此没卖出去。所以卖家重新装裱，在这个过程中移动了徐邦达的题字，然后拿到大陆来拍卖。

王定林1996年向法院起诉，要求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收回此画、退还画款。但拍卖中心辩称，谢稚柳的鉴定是值得信赖的，不同意王定林的诉讼请求。

此案一审、二审均判定王定林败诉。王不服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诉，此时谢稚柳已去世两年。1998年，包括启功、刘九庵在内的全国10余位专家对最高人民法院送鉴的《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进行鉴定后，一致认为该幅作品为赝品。这个最终的鉴定结果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最后裁定提供证据。

最后法院裁决拍卖行退货，却是以拍卖行“违规拍卖”为理由，因为拍卖行拍前自己买断了该拍品，为了谋取更大的利润，自买自拍。拍品的真假只是附带的理由。

“徐谢之争”是由拍卖行引起的，这次的《功甫帖》真伪之争，同样也是拍卖行引起的，说明学术问题只要掺入了商业因为，就会变味。但这次跟上一次又不太一样，“徐谢之争”虽然诉诸法庭，但双方都很理性，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争论。但这次牵动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变成了社会问题，还把上海博物馆都牵涉了进去。我觉得除了刘益谦本人太过高调之外，社会上有很多人是在幸灾乐祸。

《功甫帖》事件会不会打击古字画收藏者的信心？

主持人：那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拍卖行有没有错？

石金柱：在去年底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公开指出《功甫帖》是“伪本”后，苏富比是这样处理的，声明在两个月内，如果有两位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专家持相同观点，刘益谦是可以退货的。其实以钟银兰在文博界的地位，已经足够达到苏富比的专家标准，况且中国的书法肯定中国专家说了算，上海博物馆还是馆藏苏轼书法最多的机构，当时刘益谦如果要求退货，苏富比肯定是给退的。

如果苏富比拒绝退货，他们也必须找到两位国际学术界认可的专家，反证、驳斥掉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研究员的意见。但这不可能嘛，苏富比怎么可能找到更权威的专家推翻掉这三人的意见。所以当时我就已经说了，刘益谦的上策是退货，中策保持沉默，下策才是跟上博叫板，但他恰恰选择了下策。

主持人：事件发生后，苏富比也的确找来了很多专家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