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潘天寿风格成熟期的作品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使作伪的难度系数也相应提高，因此目前在市场上出现了一些模仿早期风格的伪作，如一些佛像、山水题材的作品。1924年去上海前，潘天寿在“一师”和宁海、孝丰时创作的作品目前有一些在市场上出现。这个时期的作品其实也不难鉴识。这个阶段他尽情发挥着自己不受拘束的个性，用笔用墨奔放不羁，画上的题款书法以侧取势，奇肆纵放，一气呵成。那种造型、趣味和气势，是很难模仿的。1924年至1928年是以吴昌硕风格的作品为主，尤其是书法与吴风接近。市场上有些伪作是裁割民国时期或吴昌硕风格的作品，再添上潘天寿的款造假的。上世纪30年代在杭州创作的作品由于抗战内迁时没有随身带走，等其复员回杭时，原来的居所被辟为养马场，书画文稿基本被毁，所以市场上能见到的不多。抗战时期，正是他风格的探索和成型期，作品面貌不典型，所以市场上这一阶段的作品属于较难辨别的一类。

　　综观目前市场上潘天寿的伪作，比较多见的是以下几种：一是拷贝对临，直接临摹原作。二是移凑拼贴。将潘天寿真迹的不同部分拼贴起来，但缺乏构图逻辑。如果对潘天寿风格发展较为熟悉的话，临摹的对象及拼贴的部位是马上就能识别的。三是题名人上款，或添加名人题跋以假乱真。此外，鱼鹰、荷花、鸟石、兰竹、双雏(一白一黑两只小鸡)题材的伪作常见。由于这些题材的作品正是潘天寿赠送友朋常画的题材，所以被仿的很多。辨识的要害在于看荷叶、鸟身的墨色层次，以及荷梗的穿插、块石的点皴等，即笔墨仍是判定的首要依据。

　　潘天寿在不同时期会用不同的落款和印章，这也是可用来鉴定的依据。如“一师”时多用“作藩”，上世纪20年代初常用“天授”，20年代中期用“三门湾阿寿”，30年代多用“懒头陀”“懒道人”等，40年代开始用“心阿兰若住持”，50年代开始用“大颐寿者”等，60年代多用“雷婆头峰寿者”等，书法作品上一般用“潘天寿”或“天寿”。就印章而言，在目前科技发达的情况下，比对印章的相似度已很难作为鉴定依据了。但印章的镌刻时间却可以作为依凭。如“懒道人”为1938年自刻，“宠为下”是1948年由来楚生所刻，“知白守黑”1959年由余任天刻，等等。

　　如前所述，因为潘天寿强烈的艺术风格，使其大部分作品完全可以通过笔墨来鉴定，但有些作品也需要通过题跋和著录等文献信息进行鉴别。如潘天寿纪念馆藏有一幅《小亭枯树图》，流传的还有一幅笔墨精到、构图相近的《小亭枯树图》，经过比对两幅作品的题跋，一幅为“兹背拟之”，另一幅为“兹再拟之”，可以确定潘天寿在画完一幅以后，不太满意，又画了一幅。又比如国外有博物馆收藏了一幅《葫芦菊花》，跟潘天寿纪念馆收藏的《葫芦菊花》基本一样，这样的作品除了两作之间笔墨的比对外，还应该通过国外博物馆查找入藏的途径来确定真伪。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潘天寿纪念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