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胡汉民（1879年-1936年），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人。资产阶级革命家。1902年留日，就读东京弘文师范科。退学回国后，任教广西梧州中学。后赴日就读法政大学。1905年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书记部书记，主持编辑《民报》，批驳保皇和立宪思想。1907至1908年追随孙中山，于新加坡、河内遍设革命机关，参与黄冈、镇南关起义。失败后赴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兼任香港南方总支部长。先后参与云南河口、广州新军及黄花岗起义。1911年筹备广州起义，失败后回香港。广州独立，被举为都督。1913年被袁世凯解职。次年随孙中山赴日，组中华革命党，任政治部长，主编《民国》杂志。1917年参加护法军政府，任交通部长。1924年参加国民党改组活动，孙中山去世后，成为右派，曾与蒋介石一道反共清党。1936年病故广州。
  　　主编《民报》第1~5期，根据孙口授写成《<民报>发刊词》，先后在《民报》发表《民报之六大主义》、《告非难民生主义者》等文，与康、梁保皇派展开论战，对孙中山思想多所阐发。1907年随孙到新加坡、河内设立革命机关。组织同盟会于华南发动的历次起义中担任筹饷、运械等工作。直接参入了黄冈、镇南关起义。
1908年～1909年胡汉民在新加坡《中兴日报》上发表大批文章继续批驳保皇派。先后任同盟会南洋支部长、南方支部长。在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为统筹部负责人之一。1911年11月广东独立时被推为广东都督。12月随孙至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府秘书长。1912年4月在孙支持下再任广东都督。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任国民党广东支部长。1913年6月被袁世凯免去粤督职务。“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赴日本，继续进行反袁斗争。1914年5月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政治部长，主编《民国》杂志。1917年6月奉命联络西南实力派，为发动护法运动作准备。9月任中华民国军政府交通总长。1918年5月
随孙离广州赴上海。1919年作为孙的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在和会上坚持孙恢复旧国会、取消卖国密约的主张。8月任《建设》杂志主编，同情学生爱国运动及新文化运动；发表《唯物史观批评之批评》等文，对唯物史观作些介绍。1921年任中华民国政府总参议兼文官长、政治部长。陈炯明叛变后，协助孙进行讨陈工作。1923年任办理和平统一事宜全权代表。6月任陆军大元帅大本营总参议。赞成孙改组国民党的决策，参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起草与审查。1924年1月被孙指定为国民党“一大”主席团主席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后主持上海执行部。5月奉命回粤，代理大本营事务，兼任黄埔军校教官。9月代行大元帅职权，留守广州。10月兼任广东省长。对商团事变始主妥协，后执行孙的命令参与领导平定商团叛乱。
1924年以后，胡汉民日渐主张反共。1925年8月因廖仲恺被刺案嫌疑，一度被拘，旋赴苏联考察。1927年4月与蒋介石合作反共，主持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并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1928年任立法院长。1931年2月遭蒋软禁，10月获释。后至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反蒋精神领袖。晚年标榜抗日、剿共、反蒋三大政治主张。
1935年胡汉民被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次年5月12日在广州病故。1930年主持编成《总理全集》。1933年创办《三民主义月刊》。所著《三民主义的连环性》等，为国民党理论家阐释三民主义的代表作。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与其妻兄、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融下围棋，因构思过度，突患溢血于晚上7时40分逝世。（刘秉荣《国民政府秘史》896页）在民国的大部分时间里，广州市的北京路被称作“汉民路”，以纪念胡汉民。台湾高雄市亦有汉民路。
人物资料

　　胡汉民，原名衍鹳，后改名衍鸿，字展堂。晚年别号不匮室主。汉民是他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所用的笔名。1879年12月9日（清光绪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生于广东番禺县（今属广州），祖籍江西庐陵县（今吉安）延福乡青山村人，累世务农。胡汉民天资聪颖，十一二岁时，就已读过《十三经》、《史记》等古籍，且“文俱斐然可观”①。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1岁时，其父去世，两年后其母也病逝。之后，一个哥哥及两弟一妹也因疾病无钱就医而早逝。这接连而至的不幸，使年幼的胡汉民倍感忧伤，以致成年后一直体弱多病。这一时期，胡的人生观发生很大变化，“从友爱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观，一变而为冷酷的厌世观”②。为了维持生计，胡汉民16岁便开始教书生涯。胡边教书边自修，先后肄业于学海堂、菊坡、越华、粤秀等书院。此时的胡在学识上大有长进，“能治经史诗章性理之学”③，更结交了史坚如等一批新朋友。通过他们，胡闻知了孙中山的名字和为人。他对当时由“公车上书”引起的知识界的变法呼声，认为“皆无要领，于余心未餍”①，而对被当时视为大逆不道的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却盛赞为“空前奇举”②。1898年，20岁的胡摒弃了“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正途”，任广州《岭海报》记者，决心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洪流之中。1900年，好友史坚如的殉难对胡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他以为“非游学，无以与革命党人谋，即个人学业，亦皆不足充所怀之志愿”③。这前后，胡的人生观发生了重大转变，从“消极厌世观”变化为“积极的救世观”。1902年，胡与吴稚晖等人东渡日本。由于他当时认为“从教育着手，使学界丕变，为达到目的之唯一法门”④，于是入东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不久，吴稚晖因保送自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一事与清公使闹翻，被日本警察驱逐出境。胡亦愤而退学回国。回国后，胡积极实现其教育救国的初衷，先后担任广西梧州中学总教习及梧州师范讲习所所长和香山隆都地方私立学校校长。但由于地方守旧势力的阻挠，他两次从教育入手进行救国活动的尝试都失败了。这使他深刻地体悟到：“专制淫威之下，无教育可言，即散布革命种子，其收效亦至微薄”，进行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