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爱新觉罗·玄烨

民族：满族（女真族）

属相；马

血统：满族、蒙古族和汉族的混血（父亲顺治是满族人，奶奶是蒙古族人，母亲原是汉军旗，后入满籍）

生辰：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

出生地：紫禁城景仁宫

排行：顺治帝第三子

祖母：孝庄皇太后

嫡母：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

初婚：11岁

原配：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康熙上谥号为“仁孝皇后”，被雍正改成孝诚仁皇后）

配偶：皇后：4人、皇贵妃：3人、贵妃：1人、妃：11人、嫔：9人、贵人：13人、庶妃：4人、常在：9人、答应：9人

子女：35子，20女（写上宗谱的有24子11女）

即位时间：顺治十八年正月十九日（1661年2月17日）

即位年龄：8岁

在位年数：61年

卒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

享年：69岁

死亡地：北京畅春园

庙号：清圣祖

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简称仁皇帝[1]

陵寝：景陵

历史地位：中国大一统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继位人：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帝）

太子：胤礽（两立两废）

最不幸的事：8岁丧父，10岁丧母  爱新觉罗·玄烨

 

即位之时，清廷伊始。康熙虽然继承皇帝位，但因年幼，国家大事的决断于四位辅政大臣手中。这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居首位，总掌启奏批红等大权，但年老力衰。第二位的苏克萨哈富有才干，但与鳌拜不和。其后遏必隆则明哲保身，不与人争锋。富有野心的鳌拜，为了在索尼退下之后控制朝政，一方面拉拢遏必隆，一方面借圈地事件打击苏克萨哈。鳌拜处理朝政时，十分专横，无视康熙。康熙帝为收回权力，成功设计擒拿了鳌拜，将其囚死狱中。 　　

为进一步加强皇权，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了以南书房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他表示“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清圣祖实录》卷284）。为此，他一方面通过各种强力措施，限制满洲贵族的权力，如剥夺各旗王公干预旗务的权力，破除“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传统，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政治影响等。另一方面，康熙独断用人奖惩之权，不许大臣评议；并设立密奏制度，以了解下情。这种统治方式为清代其他皇帝沿用。

 

康熙自幼就对儒家学说充满浓厚兴趣，认为“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倦”（《康熙起居注》第1册第80页）。康熙十六年十二月，他在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中，明确宣布清廷要将治统与道统合一，以儒家学说为治国之本。康熙崇尚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专制达到了顶峰。晚年因选择继承人失误，两度废立皇太子，造成长达20余年的诸皇子为夺储位的结党争斗，致使吏治懈怠，朝中党派林立，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康熙帝的这一态度为清朝内部持续数十年的文化纷争（也是治国方略的纷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康熙认为“家给人足，而后世济”，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他仁爱的一面。其一，是废止“圈田令”，即废止贵族圈近京州县田地的特权，将土地让与百姓耕种；康熙在诏书上说：“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其二，延长垦荒的免税时间。清初规定垦荒三年内免税，以后改为六年；康熙十二年重申新垦荒田十年后征税。这一政策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使耕地面积迅速增加。其三，实行更名地政策。对于农民耕种的原先属于明朝宗室的土地，康熙下诏农民可以不必支付田价，照常耕种。

 

康熙强调兴礼教。他在康熙十八年下诏说：“盛治之世，余一余三。盖仓廪足而礼教兴，水旱乃可无虞。比闻小民不知积蓄，一逢歉岁，率致流移。夫兴俭化民，食时用礼，惟良有司是赖。”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逐步恢复经济，清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最富庶的帝国。清初人口从明末的五、六千万急剧下降，1661年（顺治十八年），全国人丁数字是1913万，到1711年（康熙五十年），增为2462万。这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　 　　

另一方面，康熙平定三藩，统一台湾，使清朝的疆土进一步扩大。当时大清疆域，东起大海，西至葱岭，南到曾母暗沙，北达外兴安岭，西北到巴尔喀什湖，东北到库页岛，陆地总面积为1300万多平方公里。

 

初步形成了剿抚并用的方针，即“乱则声讨，治则抚绥”（《清圣祖实录》卷180，康熙36年2月壬寅），“仰凭天道，俯惬人情，以万不得已而用兵”（《御制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序》）。康熙认为：“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三十年五月丙午）。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收复了台湾。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在台湾设一府（台湾府）三县，即台湾县（今台南）、凤山县（今高雄）、诸罗县（今嘉义），隶福建省，并在台湾设巡道一员，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在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所谓“三藩”，是指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自清初以来，他们各霸一方，形成几股割据势力。“三藩”都拥有大量武装。特别是吴三桂，“功最高，兵最强”，积极储将帅，习武备，使“四方精兵猛将，多归其部下”。他们仗着自己日益壮大的力量，飞扬跋扈，不听约束，给清廷以很大威胁。而且所耗军费巨大。1673年三月，以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但请求留其子之信继续镇守广东为引线，引发了是否撤藩的激烈争论。最后康熙帝认为“藩镇久握重兵，势成尾大，非国家利”，决定下令“撤藩”。　 　　

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发动叛乱，提出反清复明，并于次年派将率军进攻湖南，攻陷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州等地。他又派人四出散布檄文，声讨清朝。广西将军孙延龄、四川巡抚罗森等许多地方大员纷纷反清。接着，福建耿精忠亦反。在短短数月之内，滇、黔、湘、桂、闽、川六省收复，一时间清帝国危在旦夕。随后，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尚之信等也相继反叛，叛乱扩大到广东、江西和陕西、甘肃等省。 　　

1676年（康熙十五年）十月，福建耿精忠在清军进攻下，被迫投降。广东的尚之信也于1677年投降。闽、粤以及江西都先后陷落。1678年八月，吴三桂死，其部将迎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此后，清军先后收复湖南、广西和四川。1681年，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

 

清初，西北方居住的蒙古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漠北喀尔喀蒙古内部又分为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等三部漠西厄鲁特蒙古内部又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清军入关之前，漠南蒙古就已归附大清，喀尔喀蒙古和厄鲁特蒙古各部，也与清政府关系密切。 　　

噶尔丹起兵被粉碎以后，喀尔喀蒙古各部又回到了原来的居住地。在清政府的帮助下，噶尔丹暂时退兵。 　　

玄烨设置将军和参赞大臣率兵驻守科布多和乌苏雅台等重镇，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各部的管理和统治。

 

明末清初，沙俄在亚欧大陆上不断向东扩张，并于17世纪中期侵入了东北亚外东北地区。沙皇多次遣使来清，要求建立外交和通商关系，但 [因俄国侵占清帝国领土等问题而遭到清政府拒绝]。此外，由于清初帝国内部尚未安定，所以直到17世纪80年代中期，康熙才对黑龙江地区的俄国据点雅克萨采取了有力的军事行动，捍卫了东北边疆一百五十多年的和平稳定。

 

在西藏问题上，康熙除了承继顺治帝尊敬并册封达赖政策外，还派兵于1718年至1720年（康熙五十七年至康熙五十九年）间入藏，击败了占据西藏北部的准噶尔汗国军队。此后，清朝分兵驻藏，并任命康济鼐和颇罗鼐二人协助达赖班禅分理前后藏事务。

 

康熙8岁丧父，10岁又丧母。母亲重病时，玄烨“朝夕虔侍，亲尝汤药，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病故后，玄烨又昼夜守灵，水米不进，哀哭不停。康熙后来回忆说，幼年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嗜书好学的帝王。他在出巡途中，深夜乘舟，或居行宫，谈《周易》，看《尚书》，读《左传》，诵《诗经》，赋诗著文，习以为常。直到花甲之年，仍手不释卷。

 

钱宗范在《康熙》中说：“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然科学方面的数学、天文、历法、物理、地理、农学、医学、工程技术；人文方面的经、史、子、集；艺术方面的声律、书法、诗画。他几乎都有所研究。他写出了八九十篇关于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他亲自审定了多种历史方面的书籍，他还精通多种民族语言。” ，康熙的汉文水平很高，中国历史知识丰富。“城高千仞卫山川，虎踞龙盘王气全。车马往来云雾里，民生休憩在当前。”他的这首《登高诗》被誉为帝王诗。康熙六巡江南题词很多，如为济南趵突泉题“激湍”、“源清流洁”，为珍珠泉题“清漪”、“润物”，为镇江金山龙禅寺题“江天一览”，为济南省城书院题“学宗洙泗”，为钱塘江龙王庙题“恬波利济”，为陆秀夫祠堂题“忠节不磨”，为米芾海狱庵题“宝晋遗踪”。题词充分表明康熙高深的汉文水平和丰富的中国历史知识，题词的书法也很好。康熙善学。宣城梅觳成、泰州陈厚耀入值南书房，康熙教过他们算学。 　　

康熙善射。他晚年对近御侍卫说：“我自幼至老，用鸟枪弓箭射死老虎135只，熊20只，豹25只，猞狲10只，麋鹿14只，狼132只，吹哨引来而射死的鹿几百只。射获其余野兽不计其数。曾一天之内射兔318只。” 　　

康熙有丰富的水利知识。他六巡江南视察河工，对每项水利工程都能作出具体指示。他最后一次南巡（康熙四十六年一至三月）是亲自考察泗州西溜淮套是否可以开河才去的。经过实地考察，他正确地予以否决。

 

康熙在位61年(1661—1722)，是帝国时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玄烨活到69岁，他寿命长与其含性养身，饮食、起居咸成规度，洁衣净宝，注意生活细节不无关系。康熙的养生之道，在《庭训格言》中有多处记载，对于我们今天养生有可吸取的东西。 　　

 

一、饮食有节，起居有序。

这是康熙的养生之要。康熙曰：“节饮食，慎起居，实却病之良方也。”他说，不可暴饮暴食，要“起居有常，”不可“贪睡”、“贪食”，更不可“沉湎于酒席中”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 　　

二、衣着洁净，室内温馨。 　　

爱干净，讲卫生，成习惯是康熙的健康之友。康熙曰：“凡居家在外，惟宜洁净。”就是说，不论在家里或出门在外，都应该干净整洁。他说：“人平日洁净，则清气著身，若近污秽，则为沌气所染。” 　　

三、饮酒有度，药补慎用。 　　

康熙不反对饮酒，而反对沉湎于酒中及不节制，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康熙能饮酒而不多饮，只是“平日膳后，或遇年节、筵宴之日饮小杯一杯。”他厌恶贪杯之辈。康熙曰：“大抵嗜酒，则心志为其所乱而昏昧，或致病疾。 　　

四、清虚栖心，神静心和。 　　

“寡虑”、“寡嗜欲”、“寡言”，是康熙养生之道的另一招方。他引庚桑子之言日：“毋使思虑营营。”就是说，不要使你的思虑焦忧不安。康熙以“寡思虑”养神，以“寡嗜欲”养性，以“寡言语”养气，方可以“养生”。因为，形体是感放生命的器具，而心是形体的主宰，精神则是心聚会的东西。康熙曰：“心静则心和”，“心和而形全”。

 

文字狱是指封建社会统治者迫害知识分子的一种冤狱。清代康雍乾三朝对文字狱之严厉，株连之广泛，处理之残酷，无以复加。康熙时文字狱则相对有所减轻，比较著名的有《明史》案，《南山集》案。

《明史》案：明末宰相朱国桢，退休后著有《明史》稿一部，清兵入关后，朱氏后人将书稿卖给富户庄氏，庄氏又请人将明末崇祯一朝历史补上，并请人整理、润色、作序，命名为《明史辑略》，作为庄氏自己的著作出版。该书在提到明朝在辽东与满人交战时，仍用明时习惯用语，用明朝年号；称清先祖和清兵为"贼"，对清室先世直呼其名，不加尊称，等等，这就构成"诋毁清朝"的"十恶不赦"的大罪。凡参加庄氏《明史辑略》整理、润色、作序的人，及其姻亲，无不被捕，每逮一人，则全家老小男女全部锒铛入狱。与此书相关的写字、刻板、校对、印刷、装订、购书者、藏书者、读过此书者，莫不株连。入狱者2000余人，审讯后定死刑70多人，其中18人被凌迟处死。一时人头落地，血肉横飞。依清律，各犯之妻、妾、媳、女及15岁以下之子、侄、孙等没官为奴及徙边者无数。这是清朝一宗大案，发生在康熙二年。 　　

《南山集》案：戴名世很有才华，门人尤云鄂为戴刻了《南山集》，集中引用了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若干内容。这《南山集》并无攻击清朝的文字，仅仅是在记述明弘光帝逃亡南京事，用了“永历”的年号。当时明代已亡，清代已立，不用清帝纪年而用亡明纪年，就是大逆不道。最终，《南山集》一案株连戴、方（苞）两家，三代之内，年16岁以上者俱处死，母女妻妾及15岁以下之子孙俱给功臣家为奴。此外，刻印者、作序者等无一幸免。

 

康熙要立储的缘由

第一，前朝历史教训。康熙帝的曾祖父努尔哈赤、祖父皇太极临死之前都没有公开确定并宣布皇位继承人，努尔哈赤死后由八旗旗主公推新汗，皇太极死后由实力较强的诸王、大臣议立新君。由此引起争夺大位的事件，几乎兵戎相见，使政权濒于分裂的危险。 

第二，皇权旗权矛盾。皇权是指皇帝的权力，旗权是指八旗贵族的权力，二者有统一、也有矛盾。天命末、崇德末的皇位继承，旗权占主导地位。顺治朝由诸王、大臣议立新君的制度开始发生变化。顺治帝24岁病逝前，想不遵祖制，以从兄弟为继承人。但他的愿望没有实现。最后由顺治帝与孝庄太后、诸王、大臣等商量，决定由皇三子玄烨来继承皇位，四大臣索尼（正黄旗）、苏克萨哈（正白旗）、遏必隆（镶蓝旗）、鳌拜（镶黄旗）辅政，皇权与旗权取得了折衷。康熙帝立皇太子，为的是强化皇权，削弱旗权。 　　

第三，学习汉人经验。康熙帝学习并接受儒家经典，研究中原历朝统治经验，深悉预立储君有利于皇权的连续性与稳固性，是巩固清王朝统治的头等政治大事。他开始接受历代皇位继承的经验，特别是明王朝皇位嫡长制（正妻长子）继承皇位的历史传统。 　　

第四，平定叛乱所需。当时发生“三藩”之乱，伪托“朱三太子”反清复明，以之为号召聚众起义，使康熙帝看到“太子”威力之大。他命杀掉吴三桂唯一的儿子、在北京做人质的额驸吴应熊，以丧其志，绝其望；同时，自己也立皇太子，以为身后预作准备，并有壮大声势、稳定人心、加强皇权、巩固统治的作用。 　　

第五，特殊原因。皇太子胤礽的生母是皇后赫舍里氏，出身显赫，她的爷爷索尼是辅政大臣、一等公，她的父亲噶布喇是康熙的领侍卫内大臣，她的叔叔索额图则官至大学士。赫舍里氏12岁嫁给玄烨，两人恩爱，但不幸在生育胤礽时因难产而死，年仅22岁。康熙帝与这位早逝的皇后感情很深。举个例子：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初五日，赫舍里氏去世后第三天，梓宫迁于紫禁城西，直到二十七日，康熙帝几乎每天都去举哀；后来他亲自将梓宫送往昌平巩华城，从六月到十二月，他去巩华城34次，第二年又去了24次，第三年去了15次。有学者统计，从康熙十三年到十六年，他一共去了80次。这四年里，每逢腊月二十九，他都去巩华城陪伴亡灵。母因子死，子以母贵。康熙帝对这位嫡子格外关爱，决定改变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皇位继承制度，而实行皇位嫡继承制，预立胤礽为储君。

 

作为一代圣主的康熙帝为什么处理不好储位继承的问题？ 　　

一、没有处理好皇帝与储君的矛盾。

当时处于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向中央集权过渡时期，预立储君，包括皇帝、满洲贵族和储君本人都一时无法适应这种新的情况。比如，实行储君制度，就应当坚持储君不御政。皇太子御政，必然引发皇太子与皇帝的权力冲突。皇太子御政，必然从中植成党羽，与皇权相争。康熙帝一方面改革前代的皇位继承制度，建立储君；另一方面又让太子领兵从政，派皇太子和其他皇子参与各种军政事务，其本意是锻炼和培养皇子，让他们为国家建功立业。皇太子权势的增长侵犯和威胁了皇权。无形中朝廷里似乎要出现两个中心，至高无上的皇权受到侵犯。康熙帝事与愿违，陷入旋涡，遭到失败。 　　

第二，没有处理好太子与皇子的矛盾。

明帝国诸王“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清朝诸王“内襄政本、外领师干”，这样太子与皇子便发生矛盾。康熙帝本意是培养教育皇子，却使他们增长了对权力与财富的欲望。这不依康熙帝的意志为转移，也不是皇太子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诸皇子成人之后，赐封世爵，分拨人口，建立府第，设置官署，对内临政，对外领兵。各自所属人员又“各庇护其主”，甚而纠集党羽。这本身就容易与皇权产生某种矛盾。如果设立皇太子，其地位高于诸王，近于皇帝，又必然为诸皇子所不容，使矛盾更趋复杂。康熙帝两立两废皇太子，既是皇帝与储君矛盾，也是太子与皇子矛盾尖锐化的集中表现。 　　

第三，皇位继承制度死结。

清朝的皇位继承，无论是汉人嫡长继承制，还是满洲贵族公推制，都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也就是没有跳出“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家天下的窠臼。只有推翻帝制，实行共和，历史才会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清代立储制，为康熙帝所创，虽思之久远，却事与愿违。这不是康煕帝无能，而是皇位继承制结下的苦果。后来雍正帝的“秘密建储制”、慈禧太后的“懿旨立储制”，都不能解开皇位继承制度的死结。6岁的同治、4岁的光绪、3岁的宣统继承皇位，说明清帝国已经走进“家天下”的死胡同。以自由民主制取代封建君主制，才是历史之趋势、世界之潮流、时代之必然、民众之所望。

 

康熙有理由这样自信。他统治的大清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欧洲来访者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第35页]。 　　

1.5亿甚至更多的天朝（大清帝国的臣民这样称呼他们的国家）臣民，正经历着一次经济、文化复兴 [第35页]。 　　

这次果断的行动标志着康熙漫长专制统治的开始，在他当政期间，大清帝国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社会繁荣稳定、文化成就卓越。[第46页] 　　

城市手工业如棉纺织业、制陶业等也已从17世纪三四十年代经历的萧条阴影中走出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甚至还超过了以前的生产水平。[第53页] 　　

康熙曾有过几回巡视，他不但视察公共工程、宽赦囚犯、聆听民间疾苦，而且还亲自审阅那些有志向的举子的科考卷子。一位为此而吃惊的教士写道：“康熙甚至会召见那些地位低下的劳工和农夫，并以一种友善可亲的态度同他们交谈，这使他深得人心。”也许是因为经常外出巡行，并能亲临下层，康熙学会了识别18个省中的13个省的方言。[第54页] 　　

他伤感地写道：“我已准备将这份诏书作为我一生的总结”，“我深恐黎民百姓并不知道我内心潜藏的痛苦”。55年的统治耗尽了这位皇帝的精力：“虽然我已步入老年，但仍不能精心地休息一会儿，因此我认为整个国家只不过是一只弃履，所有的财富都只不过是泥沙而已，如果我死了，没有发生动乱和灾难，那么我也就瞑目了。” 五年之后，康熙不幸染病逝去！ [第55页]

 

史学家史景迁批评康熙有三：一是皇位继位的纠葛有点进退失据；二是康熙虽喜爱西学，任用耶稣会士，并允传教，但对西方并不信任，因而有礼仪之争以及导致雍正的禁教；三是康熙以轻徭薄赋自豪，以此彰显盛世，但其永不加赋的政策按耕地面积缴固定税金，与人口无关，于是人口虽增，亦不加赋，并无实质意义。

 

高阳先生在其《清朝的皇帝》中谈到康熙时，有很高的评价，谓其“与唐太宗均是第一流的君主”，其个人修养和道德言行也是无可挑剔。论述缺点时，谓其晚年因传位而至吏治渐坏。

 

论曰：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于戏，何其盛欤！

 

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而此举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衰落。梁启超说，康熙的科学是用来打击他人的一个工具，“就算他不是有心窒塞民智，也不能不算他失策”。 　　历史上这位君主，要想成为一切人的品德上的楷范，还有待于更好地信仰基督教，别无他法，可惜，他有耽溺享乐的倾向。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鞑靼旅行记》 　

这位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它知识怀有兴趣，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 ——马国贤（Matteo Ripa）《马国贤神父回忆录》

 

日本人对康熙帝极为尊重和推崇，翻译了《圣谕》，并且称呼康熙帝为“上国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