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专题>人物>
 
全部
 
李鸿章_清代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入仕之前  
其父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
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 首,以抒发胸怀。其一云: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水鸥?   
遥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第一次科考落榜,住京曾国藩宅邸受曾补习教导;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二十四岁的李鸿章考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三年后翰林院散馆,获留馆任翰林院编修之职。
 
镇压天国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之一,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同治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曾、李瓜代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镇压人民起义使社会矛盾尖锐。
 
洋务运动  
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回武昌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后因成功调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同治四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同治九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19世纪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  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化开始的标志。
 
外交事件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  
 
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办理完天津教案后不久,李鸿章代表中国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规》,这是一个双方平等互惠的条约,但李鸿章从签约过程日本人的姿态中,看出日本“日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果然,十三年(1874年),日本出兵侵台,李鸿章积极支持清政府派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舰队赴台湾巡阅,并调驻防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分批前往台湾。此事最后虽以签订《中日台事条约》而暂时平息,但后来日本还是于光绪五年(1879年)乘隙吞并了琉球。   
 
在与日本交涉的前后,李鸿章还分别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与秘鲁签订了《中秘通商条约》;光绪二年(1876年)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前者旨在保护华工;后者则是因“马嘉理案”导致的中英间的严重交涉。李鸿章在英国公使威妥玛以下旗宣战的要挟下,巧妙地利用国际法挽回决裂之局。在他建议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国道歉,郭氏遂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但条约也因增开了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个通商口岸,并允许英国人可以进入西藏,损害了中国主权。   
 
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在越南境内初起,清廷命李鸿章统筹边防战事。李鸿章则认为“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他先与法国驻华公使宝海签订“李宝协议”,旋为法国政府反悔,继与法驻日公使洽谈未果;当战争进入胶着状态时,慈禧改组军机处,主和舆论渐起。李鸿章在光绪十年(1884年)四月十七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签订了《李福协定》,五月,随着法军进攻谅山,协议又被撕毁,直至清军在广西和台湾战场分别取得胜利后,李鸿章才最终与法国代表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结束了战争。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中越边境对法国开放等特权。因此,时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收集的资料,李鸿章一生签订了30 多个条约。由李鸿章作为清政府代表与列强签定的不平等条约有:1871 年8 月《中日修好条约》;1876 年9 月中英《烟台条约》;1884 年5 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5 年4 月中日《天津条约》,同年《中法新约》;1895 月中日《马关条约》,同年11 月,中日《辽南条约》;1896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中日《辽南条约》;1896 年3 月,中德《胶澳租借条约》,同年6 月《中俄密约》;1898 年6 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条约》;1901 年9 月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等。
 
洋务重臣  
李鸿章军功显赫, 历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终于在1870年继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又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筹办洋务,成为同治、光绪两朝的地方重臣。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兵权,统领一方,有人甚至称其“坐镇北洋,遥执朝政”。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大清国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1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轮船招商局”。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于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赢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有裨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由于李鸿章的主持和参与,洋务派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钢铁厂、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等。有曾国藩和李鸿章共同创造的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不但促进了没落王朝的工业化,而且为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稳定的资金。 不过李鸿章始终没有逃脱时代对思维的束缚,李鸿章所建企业皆为官督商办体制,企业初建之时官府没有实力独立创办,便与民资合作。待企业步入正轨,官府便想法设法排斥民资,形成官府独霸企业。由于连年战乱政府不断从企业中抽离资金、强加冗员,长期的政策保护又使企业暮气沉沉。这些重病缠身的企业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民资本的崛起难逃悲剧命运。
 
建设海军  
客观上讲,无论是日吞琉球,还是法占越南,李鸿章都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七十年代起,他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以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千余人,在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无尽悲凉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大清国宣布与各国进入战争状态。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各省封疆大臣率兵北上共同灭洋。朝廷下诏,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重新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的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   
 
1900年8月15日,大清国都城沦陷,政府和朝廷逃亡。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由于心理压力巨大,李鸿章病倒了,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他们唯恐朝廷再也没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一个耗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声讨又起:“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开始咳血了。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吐到了“濒危”的程度,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李鸿章已没有精力面对面与洋人再论长短了。李鸿章躺在病榻之上,指挥着下级官员把损失降到最低点———从一开始提出的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4亿5000万两,是对4亿5000万中国人所定的数字,“人均一两,以示侮辱”。李鸿章接受了这个侮辱。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份文件上,李鸿章将“李鸿章”三个字签成了“肃”字的模样,这三个字挤在一起,即虚弱无力,又辛酸悲苦。很明显,李鸿章在此时想的是以自己在朝廷受封的身份“肃毅伯”来落下这个耻辱的款。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大口大口地吐血。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1]   1901年9月7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 
 
1901年11月7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享年78岁。   
 
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李鸿章原配夫人周氏,咸丰十一年(1861年)病故。继室赵小莲,系太湖望族、进士赵昀之女。侧室莫氏,侍妾冬梅。子三:嗣子经方;嫡子经述(赵氏所生)袭一等侯爵;庶子经迈(莫氏所生)。女三:分别适郭恩垕、任德和、张佩纶。
 
后世评价  
李鸿章一生共签下30多个条约,大多为不平等条约。近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出现,对这位清末重臣也逐渐评价多元化。   
 
他与曾国藩等人主导洋务运动是其进步的表现。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以义和团叛乱挟持清廷为外交借口,不割地而平息事件。   
 
英国及美国对李鸿章最为著名的评价:不仅是中国在当代所孕育的最伟大的人物,而且综合各方面的才能来说,他是全世界在上一世纪中最为独特的人物。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做出了有价值的服务;以从政三十年的政治家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的人口最繁盛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其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梁启超《李鸿章传》对其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这样说李鸿章:“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如筹海军、铁路之难,尚毅然而成立,况于农桑之大政,为民生命脉之所关,且无行之难,又有行之人,岂尚有不为者乎?”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安徽合肥人,李鸿章同乡)认为其“内悦昏君,外御列强”,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一个,(另外周恩来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   
 
李鸿章对自己作出以下的总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间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全 部
文 章
高清作品
图片图集
精彩视频
文章
高清作品
图片图集
精彩视频
分享到: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最新评论 进入详细评论页>>
高清
    图集
      普通
      视频
        Copyright © 2012-2014 YueYaa.com 月雅书画中国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