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大臣、史学家，宝元进土。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他立志编撰《通志》，作为封建统治的借鉴。治平三年（1066年）撰成战国迄秦的八卷上进。英宗命设局续修。神宗时赐书名《资治通鉴》。王安石行新政，他竭力反对，与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被命为枢密副使，坚辞不就，于熙宁三年（1070年）出知永兴军（现在陕西省西安市）。次年退居洛阳，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至元丰七年（1084年）成书。他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都亲自动笔。元丰八年宋哲宗即位，高太皇太后听政，召他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传郎，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莫过于主持编写《资治通鉴》。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近4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司马光的独乐园，既是他的寓所，也是《资治通鉴》书局所在地。这里环境幽美，格调简素，反映了园主的情趣和追求。其书局在汴京时已奉诏成立，除了司马光之外，当时的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都参与了书局的工作。其中，司马光任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协修，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来洛阳后，便把《资治通鉴》书局由汴梁迁到洛阳。在独乐园中常住的不仅有书局的工作人员，当时洛阳的名贤如二程、邵雍、文彦博、吕蒙正等也常来此聚会，堪称是一个学术中心。

    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全书共二百九十四卷，通贯古今，上起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末年赵匡胤（宋太祖）灭后周以前（公元959年），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作者把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实，依时代先后，以年月为经，以史实为纬，顺序记写；对于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各方面的关联都交代得清清楚楚，使读者对史实的发展能够一目了然。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王应麟说：“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十七史商榷》卷1）。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价《通鉴》时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司马光著述颇多。除了《资治通鉴》，还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此外，他在文学、经学、哲学乃至医学方面都进行过钻研和著述，主要代表作有《翰林诗草》、《注古文学经》、《易说》、《注太玄经》、《注扬子》、《书仪》、《游山行记》、《续诗治》、《医问》、《涑水纪闻》、《类篇》、《司马文正公集》等。在历史上，司马光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其余两人是孔子和孟子）。《训俭示康》收入高中语文课本。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墨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

    除奉礼郎，时池在杭，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丁内外艰，执丧累年，毁瘠如礼。服除，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中官麦允言死，给卤簿。光言：“繁缨以朝，孔子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官，给一品卤簿，其视繁缨，不亦大乎。”夏竦赐谥文正，光言：“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改文庄。加集贤校理。

　　从庞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蚕食其地，为河东患。籍命光按视，光建：“筑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众则籴贱，亦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籍从其策；而麟将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设备，没于敌，籍得罪去。光三上书自引咎，不报。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时人贤之。

　　改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光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为瑞，愿还其献。”又奏赋以风。修起居注，判礼部。有司奏日当食，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表贺。光言：“四方见、京师不见，此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不当贺。”从之。

　　同知谏院。苏辙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将黜之，光言：“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宜黜。”诏置末级。

　　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在并州闻而继之，且贻书劝镇以死争。至是，复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闻命，复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曰：“送中书。”光见韩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拱手曰：“敢不尽力。”未几，诏英宗判宗正，辞不就，遂立为皇子，又称疾不入。光言：“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衮国公主嫁李玮，不相能，诏出玮卫州，母杨归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玮尚主。今乃母子离析，家事流落，独无雨露之感乎？玮既黜，主安得无罪？”帝悟，降主沂国，待李氏恩不衰。进知制诰，固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时朝政颇姑息，胥史喧哗则逐中执法，辇官悖慢则退宰相，卫士凶逆而狱不穷治，军卒詈三司使而以为非犯阶级。光言皆陵迟之渐，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给。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时有司定后宫封赠法，后与妃俱赠三代，光论：“妃不当与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为此耳。天圣亲郊，太妃止赠二代，而况妃乎？”

    英宗立，遇疾，慈圣光献后同听政。光上疏曰：“昔章献明肃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亲用外戚小人，负谤海内。今摄政之际，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当信用之；猥鄙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者，当疏远之，则天下服。”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钜鹿、南顿君，此万世法也。”后诏两制集议濮王典礼，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光独奋笔书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议成，珪即命吏以其手稿为按。既上与大臣意殊，御史六人争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请与俱贬。

　　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诉于朝。光与吕诲乞加宜罪，不从。明年，夏人犯边，杀略吏士。赵滋为雄州，专以猛悍治边，光论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鱼界河，伐柳白沟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为不材，将代之。光谓：“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骜，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

　　仁宗遗赐直百余万，光率同列三上章，谓：“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不许。光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金以遣舅氏，义不藏于家。后还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当覆奏乃供。光云：“当移所属使立供已，乃具数白后，以防矫伪。”

　　曹佾无功除使相，两府皆迁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迁除无名，则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有觊望。”已而迁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复争之，因论：“守忠大奸，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沮坏大策，离间百端，赖先帝不听；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构，国之大贼。乞斩于都市，以谢天下。”责守忠为节度副使，蕲州安置，天下快之。

　　诏刺陕西义勇二十万，民情惊挠，而纪律疏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韩琦。琦曰：“兵贵先声，谅祚方桀骜，使骤闻益兵二十万，岂不震慑？”光曰：“兵之贵先声，为无其实也，独可欺之于一日之间耳。今吾虽益兵，实不可用，不过十日，彼将知其详，尚何惧？”琦曰：“君但见庆历间乡兵刺为保捷，忧今复然，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朝廷尝失信，民未敢以为然，虽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光曰：“公长在此地，可也；异日他人当位，因公见兵，用之运粮戍边，反掌间事耳。”琦嘿然，而讫不为止。不十年，皆如光虑。

　　王广渊除直集贤院，光论其奸邪不可近：“昔汉景帝重卫绾，周世宗薄张美。广渊当仁宗之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宜黜之以厉天下。”进龙图阁直学士。

　　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光力辞。帝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对曰：“臣不能为四六。”帝曰：“如两汉制诏可也；且卿能进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获辞。

    御史中丞王陶以论宰相不押班罢，光代之，光言：“陶由论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俟既押班，然后就职。”许之。遂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其说甚备。且曰：“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御药院内臣，国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则出；近岁暗理官资，非祖宗本意。因论高居简奸邪，乞加远窜。章五上，帝为出居简，尽罢寄资者。既而复留二人，光又力争之。张方平参知政事，光论其不叶物望，帝不从。还光翰林兼侍读学士。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

　　诏录颍邸直省官四人为阁门祗候，光曰：“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御极之初，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谓之随龙，非平日法也。阁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岂可使厮役为之。”

　　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以降，诏边臣招纳其众。光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余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见侯景之事乎？”上不听，遣将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费六十万，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

　　百官上尊号，光当答诏，言：“先帝亲郊，不受尊号。末年有献议者，谓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彼有尊号我独无，于是复以非时奉册。昔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汉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悦，手诏奖光，使善为答辞，以示中外。

　　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

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迩英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吕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执政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以他语诋光。帝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悬官督责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东，立籴法，时米斗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臣恐异日之青苗，亦犹是也。”帝曰：“坐仓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籴米百万斛，则省东南之漕，以其钱供京师。”光曰：“东南钱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光言，至论也。”

它日留对，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论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帝欲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之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大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

　　安石以韩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枢密副使，光辞之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光荐德才太常卿黄中庸为侍中兼枢密副使；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又尽散常平钱谷，专行青苗，它日若思复之，将何所取？富室既尽，常平已废，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壮者必聚而为盗贼，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对曰：“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安石起视事，光乃得请，遂求去。

　　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边，选诸军骁勇士，募市井恶少年为奇兵；调民造干Я，悉修城池楼橹，关辅骚然。光极言：“公私困敝，不可举事，而京兆一路皆内郡，缮治非急。宣抚之令，皆未敢从，若乏军兴，臣当任其责。”于是一路独得免。徙知许州，趣入觐，不赴；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自是绝口不论事。而求言诏下，光读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复陈六事，又移书责宰相吴充，事见《充传》。

　　葵天申为察访，妄作威福，河南尹、转运使敬事之如上官；尝朝谒应天院神御殿，府独为设一班，示不敢与抗。光顾谓台吏曰：“引蔡寺丞归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

　　元丰五年，忽得语涩疾，疑且死，豫作遗表置卧内，即有缓急，当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马光不可。”又将以为东宫师傅。蔡确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以为贤于荀悦《汉纪》，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

　　帝崩，赴阙临，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临政，遣使问所当先，光谓：“开言路。”诏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悦者，设六语云：“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后复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乃具论其情，改诏行之，于是上封者以千数。

　　起光知陈州，过阙，留为门下侍郎。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毛举细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甫定。遂罢保甲团教，不复置保马；废市易法，所储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钱；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皆复其旧。或谓光曰：“熙、丰旧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

　　元祐元年复得疾，诏朝会再拜，勿舞蹈。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简与吕公著云：“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乃论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罢之。诸将兵皆隶州县，军政委守令通决。废提举常平司，以其事归之转运、提点刑狱。边计以和戎为便。谓监司多新进少年，务为刻急，令近臣于郡守中选举，而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又立十科荐士法。皆从之。

　　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令子康扶入对，且曰：“毋拜。”遂罢青苗钱，复常平粜籴法。两宫虚己以听。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光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与帝即临其丧，明堂礼成不贺，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赙银绢七千。诏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陕州。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

　　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洛时，每往夏县展墓，必过其兄旦，旦年将八十，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诚心自然，天下敬信，陕、洛间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

　　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绍圣初，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章惇、蔡卞请发冢斫棺，帝不许，乃令夺赠谥，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徽宗立，复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复降正议大夫，京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

　　靖康元年，还赠谥。建炎中，配飨哲宗庙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