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郁达夫通五门外语，分别为日语、英语、德语、法语、马来西亚语。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的一个普通家庭。三岁丧父，家庭窘迫。兄弟三人，大哥干农活，二哥打工。七岁入私塾。九岁便能赋诗。
1908就读于富阳县立高等小学堂。
1910年考入杭州府中学堂（与徐志摩同学），后又到嘉兴府中学堂和美国教会学堂等校学习。因参与学潮被校方开除，次年春改读蕙兰中学。
1913年，9月随长兄郁曼陀去日本留学。1914年7月考入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毕业后被分发至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三部。
1916年改读法学部政治学科。
1917年7月毕业，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
1921年6月，郁达夫和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组织成立创造社，担任《创造季刊》、《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编辑，同年10月，出版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由此奠定了郁达夫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生平履历

　　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后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了新文学团体创造社。10月15日，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问世，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5月，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7月，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发表。
1926年底返沪后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洪水》半月刊，发表了《小说论》、《戏剧论》等大量文艺论著。
1926年3月16日，郁达夫、成仿吾、冯乃起等一群年轻孤傲的创造社作家发起创刊了自己的刊物《创造》，用以发表他们自己的文学主和实验作品。郁达夫在发刊词中说：
天地若没有合拢来的时候，人生的缺陷，大约是永远地这样的持续过去的吧！
我们过去的努力，虽不值得识者的一笑，然而我们的一点真率之情，当为世人所共谅。再出月刊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人世太无聊，或者做一点无聊的工作，也可以慰藉人生于万一。(二)我们的真情不死，或者将来也可以招聚许多和我们一样的真率的人。(三)在这一个弱者处处被摧残的社会里，我们若能坚持到底，保持我们弱者的人格，或者也可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
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
1932年12月1日，小说《迟桂花》发表于《现代》2卷2期。后收入《忏余集》。
    1933年4月移居杭州后，写了大量山水游记和诗词。
1936年任福建省府参议。
1938年，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
1938年12月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
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
1945年在苏门答腊失踪，关于其死亡的推测最早出于胡愈之的文章，胡文中推测郁达夫是为日本宪兵所杀害。建国后此一推论基本被延续下来，在1985年郁达夫的纪念会上，日本学者玲木正夫提出郁达夫是由日本宪兵掐死在森林里的观点，但是其对“凶手”却用英文字母表示，似嫌证据不足。此外还流传着其他的看法，如郁达夫系由印尼游击队杀害（郁达夫曾当过日本宪兵队的翻译）。故现在在学术界郁达夫只能谨慎地称为是失踪，而不能武断地认为其为日本宪兵杀害。
夏衍先生曾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郁达夫在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各种反帝抗日组织，先后在上海、武汉、福州等地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并曾赴台儿庄劳军。1938年底，郁达夫应邀赴新加坡办报并从事宣传抗日救国，星洲沦陷后流亡至苏门答腊，因精通日语被迫做过日军翻译，其间利用职务之便暗暗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1945年8月29日，在苏门答腊失踪（后来默认45年为其卒年），终年四十九岁。
1952年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
郁达夫的一生，胡愈之先生曾作这样的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人物气节

匈奴未灭家何恃
正值抗日时期，妻子王映霞红杏出墙，与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许绍棣（郁达夫旧日同学）有染。郁达夫忍痛说：“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强的多，并且国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并作词《贺新郎》：“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欲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尚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在驱雏。”
不信人间一饱难
郁达夫讲气节。日本侵华时，他立场坚定，说，即使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并赋诗：“松树梅花各耐寒，心坚如石此盟磐。首阳薇蕨钟山菽，不信人间一饱难！”
生死之谜

　　1945年的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却迎来了他的噩耗。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随即回到客厅，与朋友打个招呼就出去了，衣服都未来得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于1946年8月8日，邵宗汉先生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所获取的消息。该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现在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根本就没有可靠的说法。
另外，关于郁达夫的失踪还有几种说法：
其一、可能死于几个开小差的日本宪兵之手。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以后不利的话，便扼死了他。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此说缘于日本研究郁达夫的专家铃木正夫，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证据来源者的姓名，其说成为孤证，因而颇受置疑。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死于国民党特务机关之手。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国民党一直心存忌讳，他害怕国民党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
成就影响

　　郁达夫在文学创作上主张“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因此，他常常把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和散文的创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个性和人生际遇，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代表作品是《沉沦》，郁达夫在《沉沦》中大胆地描写了男女性爱、性心理，同时也发出了“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吧！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的悲号。这篇自传体小说一出版，立即在中国文坛引起了轩然大波，受“五四”运动洗礼后的青年一代，从他的小说中找到了与自己心灵相撞的东西，那些不敢与封建道德决裂的文人，也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郁达夫。郁达夫在自传体小说中，除了反映下层知识分子失意、苦闷外，还有一些作品通过知识分子的视角反映处于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表现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和关怀，如《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郁达夫的自传体小说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下层知识分子，他们的生活穷困潦倒，因此充满了失意和颓伤的情感。这些患有严重忧郁症的落魄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的“零余人”形象，这些主人公的灰色人生也使小说的格调偏于低沉。
2．在小说中大胆直率地进行心理描写。尤其被评论家所诟病的，是小说中毫不掩饰的对病态、畸形的性心理进行了直白的描写，这一点是不能被中国的道学家所接纳的。第一个站出来为郁达夫的小说进行正面评论的是周作人，他认为“《沉沦》中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无不道德的性质”，因此，他认为《沉沦》是一件艺术品。
3．以散文的手法进行小说的创作。郁达夫是一个情绪化的人物，这也影响到了他的小说创作，在写小说时，他是凭着主观思路去写的，很少顾及到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情节、环境等写作要素，而把大量的主观抒情的东西写进作品中，尤其是对自然景物的描绘，非常的细腻，这种小说散文化的倾向对后来的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因为对传统道德观念提出了挑战，并且首创了自传体小说这种抒情浪漫的形式，对当时一批青年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一股浪漫派的壮观潮流。
郁达夫小说的艺术特点：
1：自叙传的写法
2：自然流动的抒情结构
3：病态的心理，潜意识心理的描写
郁达夫散文中的“自叙传”色彩
郁达夫的散文无一例外是“自我的表现”，而且是“自叙传”式的自我表现，是最为坦诚、露骨的自我表现。在郁达夫看来，小说带有作家的自叙传，“现代的散文，却更是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他自己的散文就是循着这一原则构造的。他不加掩饰的表露他的身世、思想、感情、癖好，将自己的信仰、习惯、性格甚至病态也大白于天下，以一己的身世、感受，集中表现了在旧社会的压迫、窒息下青年一代的精神苦闷，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散文特色。这种特色就是感伤的弱者的情调，浪漫的青年觉醒者的理想，反压迫的民主主义者的倾向。
散文创作

　　一、散文创作特色
1、早期的散文创作
小说集《沉沦》出版
1921年10月，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由泰东图书局出版。这是创造社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列为"创造社丛书第三种"(第一种《女神》，郭沫若著；第二种《革命哲学》，朱谦之著)。收入小说《沉沦》、《南迁》和《银灰色的死》三篇，另有《自序》。《沉沦》。《沉沦》以其"惊人的取材和大胆的描写"(成仿吾)被称为"开一代风气"之作;也引起封建卫道士们的反对，斥之为"不道德的文学"。
早期：(1920年—1933年)。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一共写了二十六篇抒情性散文和六十——七十篇议论杂文，表现了他从日本回国时满怀希望的心情和见到满目疮咦的祖国后无限失望的感叹，既有他对革命的前途感伤悲观的思想，又有对革命慷慨激昂，疾声呐喊的激进的理论。
首先，强烈地表现作家个性，这是郁达夫散文创作的理论认识，也是他“散文的心”。他在散文中无所顾忌地对自己的思想、生活细节进行详细的描写，非常强效地表现了他“自叙传”的独特风格。第二，忧郁感伤的情凋。郁达夫的散文，与小说一样与众不伺，忧郁感伤的情调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创作中。第三，恣肆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的文字。第四，回肠荡气的诗的调子。另外，郁达夫散文中那种不拘形式纵情宜泄的抒情方式，郁达夫的散文发出的是带有强烈个性的自己的声音，篇篇洋溢着回肠荡气的诗的情调，热情坦白，毫无遮掩地表现了一个富有才情的知识分子在动乱社会里的苦闷心情，展现出一幅幅感伤，忧郁而又秀丽、隽永的情景交融的画面。
2、中期的散文创作
中期：(1933年—1938年) 。这个时期，是他思想的一个低潮期，由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使他走上了消极避世的道路，追求一种落后的“名士”风度，留连往返于山林江湖。这就充分暴露出他作为从封建旧营垒中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他憎恶现实，不愿同流合污，才逃遁的这一面。
3、晚期的散文创作
晚期：(1938年—1945年)。1938年春，他参加了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他用笔参加战斗，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用自己热情的声音来鼓舞人们战斗。郁达夫早期散文创作的风格
感伤的源头：被
二、郁达夫散文感伤情调的来源、表现及意义
1、摧折的女性之美
郁达夫虽然在散文中伤感得无以复加，但他也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无论是伤感压迫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是几乎坠入颓唐境地的时光，他的心中总有一个诱惑着他的理想。这个理想谈不上崇高，也不具备多么深刻的内涵，但对郁达夫来说，却具有巨大的人生魅力，是推动他奋斗，创造的动力，这就是女人的爱。1927年郁达夫曾在日记中写道：“我若能得到王女士（即王映霞—引者注）的爱，那么此后的创作力更要强些。啊！人生还是值得的，还是可以得到一点意义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551页。）在这之前，郁达夫在日记中还多次写道：“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是肯的。”“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女人，在郁达夫的笔下被圣化了，爱，在郁达夫的意识与情感中被神化了，于是，他在自己的散文中只要写到女人，特别是美丽的少女，他的笔下就充满了浪漫的诗意。在轮船上他见到一个“年约十八九的中西杂种的少女”，她的美，使郁达夫用近三百字来细细地刻划她的外貌、衣着、姿态，还有她那肉体蒸发出来的“香味”。最后禁不住在心中暗暗地想：“我头上那一块板，就是她曾经立过的地方。啊啊，要是她能爱我，就叫我用无论什么方法去使她快乐，我也愿意的。啊啊，所罗门当日的荣华，比起纯洁的少女的爱情，只值得什么？”郁达夫对女性的这神圣、痴想的情感，一方面当然是“自我”理想的表现，另一方面有分明映射着五四人的发现的光芒。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曾说过，女人和儿童的发现，是欧洲近代文明的产物。而对五四时期的中国来说，对女性的赞美和痴爱，那就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表现，也是对封建礼教最直接的批判，因为，女性在封建规范中，不是被当做会说话的工具，就是被当做玩物，从来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所以 ，郁达夫将女性作为自己的理想来追求，这种行为和艺术倾向，虽然在力度，深度上都不具备“崇高”的属性，但反封建的民主意识却是鲜明可见的。
2、感伤的表现形式及其意义
在郁达夫散文中，其强烈的伤感情绪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颓废，一是憎恨。既然生活是无味的，自然是死板的，自我也是废物——既不能事业有成，又不能摆脱苦闷，郁达夫就干脆自我放纵，手中有几个钱就大嚼一番，喝个乱醉；情感与性欲无法得到正常满足，就偷看女人，寻妓女，听土娼与客人调情，想上妓院（见《还乡记》、《感伤的行旅》、《归航》）。拼命地发泄一个人的本能，竭力要在病态中满足自我。这种情感和行为显然具有消极性，这是郁达夫散文中不健康的内容，但却绝不是反动的内容，绝不是与时代思潮格格不入的情调。郁达夫主要是以这种病态来发泄一个从封建礼教羁绊中觉醒了而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的苦闷。这种不健康的色彩下面仍有着五四“人的发现”所寄寓的积极的意味。
与之相比，郁达夫由感伤所发生的憎恨情绪其积极意义就更为鲜明了。他恨什么呢？首先是恨社会，在《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郁达夫以愤世嫉俗的笔调，在几分玩世不恭，几分无奈，几分感慨中将社会的黑暗，下层人的不幸，来了个痛快的揭露，将自己对社会的憎恨作了十二分的强烈的表现。
由这种对社会的恨，郁达夫又自然地慨叹自己生不逢时，对自己所处的时代表示了不满。正如其在成名作小说《沉沦》中所说：“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在郁达夫的笔下，他所处的这个军阀混战的时代，是最黑暗、最糟糕、最不人道、最无趣味，最无价值的时代，也当然就是最可憎恶的时代。在这里，这位被伤感折磨得无处解脱的人，将他的所有不幸，所有烦恼，所悲苦，一齐倾向这个黑暗的时代，向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发出了一个哀鸣着的青年的控诉，表现了显而易见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虽不能说很深刻，但鲜明的态度、强烈的情绪却也给这种倾向涂上了积极战斗的色彩。
3、郁达夫感伤情调的积极意味
这种积极的意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郁达夫的颓废以及这种颓废的具体表现——性苦闷，不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提出来的。这种颓废和性苦闷，是当时青年的普遍心态，郁达夫则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现了这种“时代病”，从而将一个尖锐的问题提到了历史与社会面前，所以，具有积极性。第二，郁达夫的感伤、颓废包含着对封建旧道德的自觉的挑战。正如郭沫若在《郁达夫》中所说：“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要惊得至于狂怒了。为什么？就因为这样露骨的真率，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
家庭婚姻

恋情
　　文学与恋爱，在郁达夫是互为表里的。恋爱的激情，本来就已融化在他的血液之中，观其一生，无时不在飞扬着由恋爱所激发的才情，然后表现到文学的创作之上，写就了一章章不朽的名篇。同样，他的恋爱经历也如同他的文学名篇一样，焕发着迷人的光彩，怅惘也罢，迷离也罢，悲歌也罢，总之都成了传世的名作。
1896年12月7日~1945年9月17日
（1909年.十三岁）富阳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与比邻的“赵家少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的初恋之情，大约在同一时期，他还与倩儿等两位姑娘有过类似的恋情。
（1914年~1920年.十八岁~二十四岁） 与后藤隆子、田梅野、玉儿等产生过恋情。后藤隆子被郁达夫昵称为“隆儿”，是郁达夫下宿处附近的“小家女”。田梅野是名古屋旅馆的侍者，玉儿也是侍女。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期间多次嫖妓，并写下成名作《沉沦》
（1917年 二十一岁）当郁达夫从日本回国省亲时，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结合下，奉母命与同乡富阳宵井女子孙荃订婚。
（1921年~1927年 二十五岁~三十一岁）在安庆时与妓女海棠的荒唐恋情，在北京与妓女银娣的交往。
（1927年 三十一岁）邂逅了王映霞，郁达夫一见倾心，遂求再见、三见，于是上演了现代文坛一段轰轰烈烈的恋爱传奇。1928年4月，郁达夫、王映霞在上海举行了婚礼。郁达夫曾作诗《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一首：
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 愁教晓日穿金缕，故锈重帏护玉堂。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 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1938年 四十二岁）王映霞离开星洲之后，郁达夫的心境极其孤寂和颓唐，这时，一位国色天香的女播音员李小瑛（筱瑛、晓瑛、晓音）出现在他的面前，使他已是一潭秋水的心池，又波动起一片涟漪。
（1941 年四十五岁）当时郁达夫为躲避日本人迫害，化名赵廉，在印尼与朋友经营一家酒厂，碰到年仅20岁的何丽有。这位新夫人原籍广东，年仅20岁，生父姓何，幼时为一陈姓人家收养，所以原名叫陈莲有。她相貌平常，没有什么文化，而且不懂中国话。郁达夫取“何丽之有”之意给她取名为何丽有。
（1945年 四十九岁）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失踪，推测郁达夫是为日本宪兵所杀害。
婚姻
郁达夫结过三次婚，三位夫人分别是：孙荃、王映霞、何丽有；此外，在新加坡时，还有一位同居情人李筱英。
郁达夫共有子女11人，健在者8人，其中孙氏生育4人：龙儿(早夭)、  郁天民、郁黎民、郁正民；王氏生育5人：飞、静子(早夭)、云、亮(早夭)、荀；何氏生育2人：大亚，美兰。
孙荃女士和子女
郁达夫的原配在当时是乡间少有的才女，读过一些诗词，在郁达夫指导下，曾写了不少好的古体诗。
郁达夫自从大革命时期去广州以后就和孙荃分居，并于1928年2月到上海和王霞结婚。孙荃与郁达夫分居后就吃长素，念佛诵经，没有再嫁，1978年3年29日逝世，享年82岁。
长女郁黎民，1925年生，现在湖南省桂阳一中当老师，她还是湖南省政协委员。丈夫名邹笙，已退休。
郁天民，生于1926年，幼名阿熊。他本住在杭州，后来携妻儿回富阳县乡下与母亲同住。他本人在县文化馆工作。天民和他父亲一样，爱喝酒，最喜边喝酒边谈天。他曾是富阳县政协主席，1987年底病逝。妻子陆贞（陆费澄），现是富阳教师进修学校会计。
小女儿郁正民，1927年生，幼名胖妞。河南师范大学教授，已退休。
王映霞女士和子女
  　郁达夫是1928年与王映霞结婚的，因为动乱，产生了种种误解。1938年郁达夫任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主编，王映霞和儿子郁飞与他一起到新加坡，但维持了12年的婚姻还是破裂了。痛苦之余，当时32岁的王映霞于1940年8月独自乘轮船返国，在国民党外交部工作。
由于驻美大使王正廷的介绍，王映霞认识了钟道贤，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在重庆的华中航业局任经理。翌年4月4日，两人结为秦晋之好。1948年，钟道贤率家人回上海定居。解放后他参加中国航运公司办的学习班，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80年病逝，享年72岁。
王映霞今年83岁。解放后，她的生活旅程不平坦。1956年，王映霞从收音机里听到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使她想起1938年，她和郁达夫在武昌请周恩来夫妇吃饭，有一面之缘，因而她写了一封长信给周恩来，要求参加工作。过了半个月，国务院招聘工作委员会举办的"中等学校师资训练班"请她去学习，学了一年，她被分配到上海六合路的一所小学当教师。1966年"文革"期间，红卫兵对王霞进行连续3次抄家，把家中的藏书、字画、相册都作为"四旧"抄走。在里弄批判会上，王映霞被抓到台上，当着那些连"作家"为何物都不懂的大妈、大姐面前去批判"郁达夫的罪行"。接着又被命令一日两次到里弄去扫地、洗晒棉被、当油漆工。
王映霞如今年登耄耋，腰板硬朗，精神矍铄，就容貌论，显然比她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眉宇之间，依稀可见当年风韵。
1986年11月，上海市长江民聘王映霞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并发了聘书。她参加了馆内的春潮诗社。近两年来，她一直忙于撰写回忆录，整理郁达夫书信。她平生有一大愿望，就是要把和郁达夫在一起的第一手资料留下来供文学史家研究参考。已出版的有《半生自述》和《郁达夫书简》。
王映霞和郁达夫所生的儿子，现还健在的有郁飞、郁玉、郁秋三人。
郁义1938年随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新加坡，时年11岁。尔后郁王离婚，王映霞一人返国，郁跟郁达夫在新加坡住了三年。因战乱，郁达夫决定把郁飞送回国。但那时后方公教人员极清贫，怕以后接济中断，给沈文造成困难，最后请返回重庆原籍的尤夫人卢德(四川航运界卢敷之妹) 带郁飞回去，交给已在重庆任行政院秘书长的陈玉。陈玉不负故友的托孤，在音讯始终不通的情况下，将郁飞抚养成人。
1949年，郁义在杭州中学毕业，最初分配去新疆，因"不说谎话而开罪于人"。1957年"反右"，郁飞被划为"右派"，下放改造，被关押长达20年之久。由于政治原因，他原在广播电台任播音员的妻子也跟他离婚。生二子，皆成家立业。郁玉最近经王映霞介绍，续娶浙江杭州卫生院护士王庆为妻，两人十分恩爱，对王映霞也很尊重，常有来往。郁玉现任浙江文艺出版社外文室副编审。
郁义，1931年出生。王映霞和郁玉去新加坡时，郁云和郁荀使寄居在福建的外婆金氏家中。嗣后又寄居在父亲的朋友家中，再三转居。郁秋先在杭州中学读初中，后又读高中。较长时间在上海红星轴承厂工作，现已退休。他的夫人娇憨可爱，在盘尼西林厂当技本人员。生二子，大子郁连，次子郁孟。
郁义，1936年生，毕业于华东中专，目前在昆明中学任教。妻子余华在昆明中学工会工作。
郁达夫的情人李英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霞离婚后，李筱英突然出现，使他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再掀起波澜。李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中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话。
1941年，李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来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
李英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他示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小姐搬入郁家同居。
但是，郁达夫和李英的结合遭到当时仅13岁的郁飞反对。虽然李英极力想搞好和郁飞的关系，时常带他去看电影，散场后还带他去高级餐厅饮冷品，并买很多玩具给他，可是郁义始终不领情。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英，也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英痛苦地搬出郁家。
李英后随军撤到印度，并跟一位青年广播员结婚，其后丈夫在一次车祸中丧生。她悲痛之余，返回新加坡，在"丽的呼声电台"任华文部主任。后来再嫁，并定居香港，生儿育女。现女儿都去了澳洲，她最近也移民澳洲。算起来，李英已是74岁的人了。
何丽有女士和子女
  　郁达夫的第三任妻子何有是印尼华侨，广东籍。日本侵略军侵占东南亚后，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义，在李爷公务(Pajakoem Bceh)和朋友合开赵家记酒厂。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有结婚。
何有本名陈有，因其貌平庸，郁达夫跟她开玩笑，改名何有，即何之有。因她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华文，欣然接受这个名字。她一直以为郁达夫是普通酒厂老板，直至郁达夫被日军杀害，人家才告诉她郁达夫是中国文化名人。
何有和郁达夫生了二子一女。儿子取名郁大学，郁达夫的用意是含有讽刺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大东亚大学共荣圈"之意；次女美玉在郁达夫被日本人杀害翌日诞生。
1949年，何有在印尼再婚，嫁给一个商人，并生了两个女儿，生活还不错。1960年印尼排华，何有全家因没有加入印尼籍，只好坐船回国，被中国政府安排去海南岛华侨农场 做工。不久丈夫逝世，何有靠30多元人民币来维持一家5人的生活费用，生活艰苦。后来大儿子参加工作，大女儿到北京上中学，生活才得到改善。
1976年，何有带一个小女儿到香港定居，不久郁大学和另一个女儿也先后到香港。初到香港，何有一家都到工厂做工，她在制衣厂做剪线头工作，收入仅够糊口，住在九龙湾木屋区。不幸木屋区发生火灾，他们被安置在新界大埔安置区居住。
郁大学，1944年生，已婚，现住九龙牛头角东华南村。他初到香港是在烧腊店做工，现在当司机。
郁美玉，1945年生，1970年毕业于北京中学，以后分配去南京市南开小学教书，现专职在南京搞侨联工作。丈夫胡序建是胡愈之的侄儿，现是南京市委书记。
(据香港《晚报》)
郁达夫浙江富阳人，近代著名文学家，小说散文，旧体诗皆造诣精深。参与主编的民国文学刊物有《创造月刊》、《洪水》、《奔流》、《大众文艺》，影响极广。并与宋庆龄、鲁迅发起组织中国自由大同盟，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又善治印，书法亦是文人格调。(详《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5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