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超，1904年10月20日出生于江西九江，1918年入天津南开中学。1920年赴美国留学，获麻省赫斯特大学学士学位。后复转赴英国，1924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离英后，再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192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27年春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并兼吴淞中国公学英国文学教授。1929年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1935年复任北京大学英文系讲师。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1938年5月，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194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1942年2月，回国至重庆。后奉委为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1946年返国。1947年3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兼欧洲司司长；7月任外交部常务次长；12月任庆贺缅甸独立特使。1949年1月，任外交部政务次长；3月代理部务；5月任外交部部长。

　　叶公超后去台湾。1950年2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5月兼“侨务办委员会”委员长；8月任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首席全权代表；同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52年9月至1957年8月，连任出席联合国第七、九、十一、十二届大会首席会议代表。1954年5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1958年8月，调任“驻美国全权大使”。1961年11月免职，复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62年秋，任故宫、中央两博物院常务理事。1965年12月，任国立故宫博物院管委会常委。1978年聘为“总统府”资政。1981年11月2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77岁。著有《介绍中国》、《中国古代文化生活》、《英国文学中之社会原动力》、《叶公超散文集》等。

文学造诣

　　叶公超是一个被遗忘的文化名人。尽管曾经叱咤文坛，闻名学界，一旦时过事迁，也只有任“雨打风吹去”。他的音容笑貌和他的文字一样，都淹没在浩瀚的历史里，很少被人提及。

　　作为一介文人，叶公超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任教十多年之后，又步入政坛，这决不仅仅是迷恋权势和由此带来的利益、享受，多少也有凭借一己之力改造社会的心愿。这种选择不仅中止了他在专业领域发展的可能性，也为其日后政治生涯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当他在文化界活动时，虽有坎坷却从无大碍，称得上如鱼得水，甚为相得。在学术上，叶公超也多有建树。自从1940年从政以后，短暂的顺利让他沾沾自喜，以致沉溺其中不能自拔。显然，叶公超虽身在政坛，但其本质上仍然保持着文人的特性—他

  　并未从根本上完成一个文化人向政客的转换。在两者之间，他更接近于前者而缺乏政客的老谋深算、油滑和随机应变，他始终只是一个身在政坛的文化人。然而，在一个政治生活从未正常化的政府中工作，既无完善的制度作为规范的保证，也缺乏民主的风气，这显然注定了他日后被蒋氏专制政权遗弃的命运。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叶公超步入政坛之后并未想到政治的严酷性，他晚年一直生活在抑郁中无法解脱，也是因为缺乏从政者所应有的承受失败的心态使然。

　　他“喜则画兰，怒气绘竹，但绘竹的时候总是比画兰的时候多”其实再正常不过。叶公超身上让人怀念的，莫过于其过人的学识和率真的性情，这两者表现在文化人身上时，不失为一种让人喜爱的品格。而其晚年的悲剧，当能让当代知识分子三思。

政治生涯

　　叶公超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坛，曾在台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

　　1961年10月，在对峙的极度紧张中，驻美“大使”叶公超突然于10月14日奉召返台。此时，距安理会复会日期（10月23日）不到10天，一般相信叶公超返台，是携来美国的最后通牒，要不就是“中华民国”召回“驻美大使”以示决裂了。10月20日，叶公超返台后第6天，忽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华盛顿发表声明，宣称美国强烈反对中共参加联合国或联合国所属的任何机构，强调“中华民国政府合法地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国”，美国一直认为“中华民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且一直全力支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内的地位与所有权利。

　　肯尼迪的声明，经报纸一致显著刊登，虽然一般并未看出此项声明与“外蒙案”有何重大直接关系，但从“外交部”郑重其事地发表书面谈话，对肯尼迪声明表示“欢迎”等等动作看来，“外蒙案”的僵局似乎有了松动迹象。

　　10月21日，《联合报》在第1版上突然独家刊出“政府已训令我代表团”的新闻。虽未说明消息来自何方，只有“据悉”二字，但在当时紧张气氛下，《联合报》如无可靠来源，自不敢轻易发表此项消息。至此，放弃使用否决权一事，已是相当明朗化了。《联合报》新闻中对台湾方面为何在一夜之间改变立场亦未作说明，但情势不言而喻，肯尼迪声明是唯一原因。

　　10月下旬，各媒体刊出国民党中常会对“外蒙案”决定“采弹性政策，放弃使用否决权”。不过，21日那天的“中常会”新闻采访倒不这么费劲。因为早上的《联合报》已经透露了讯息，中常委们不再像以往那么口紧，第二天各重要报纸上，都刊出国民党“中常会”对“外蒙案”决定“采弹性政策，放弃使用否决权”的新闻。由于台方仅因肯尼迪的一纸声明就放弃了半年来信誓旦旦的否决“外蒙”策略，在民众之间引起了十分复杂的反应。虽然，绝大多数人都感到心头如释重负，玉石俱焚的惨痛结局是避免了，但想想几个月来上上下下“誓死反对”，竟然未能博得“友邦”美国的尊重与同情，结果硬逼得我们忍辱负重地让步，这口“冤气”，实在也很难咽下去。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电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个人生活

　　在他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命运的浓缩。其中，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杜维明先生曾云：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由于身在其中，与中国传统文化较近，因此难以完全摆脱儒家文化负面因素的影响，两位文化巨匠的婚姻即为明证：胡适遵母亲之命，与美国女友斩情思回老家成亲；鲁迅与朱安有名无实的婚姻一直维持到死。而表现在叶公超身上的则不是婚姻，而是其为国民党政权“帮忙”的举动。与叶公超相比，胡适则更为睿智：在担任多年的驻美大使之后毅然辞职，重返讲台，后有多次担任要职的机会，均坚辞不受。这种主动的选择不仅使之免遭了被抛弃、禁锢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保持了自身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他“喜则画兰，怒气绘竹，但绘竹的时候总是比画兰的时候多”其实再正常不过：当一个知识分子成为政治的依附，因不合蒋氏心意被弃若敝履且丧失自由之后，尤其是对于一个“学贯中西，气度泱泱”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痛苦就更是弥久愈深。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师徒相关

　　最近读到傅国涌的《叶公超传》，不由得想起叶公超的得意弟子梁遇春，还有他另外几个弟子和学生。无论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文化史，抑或外交史，记载叶公超的痕迹都显得若有若无，他的弟子及学生也有着同样的命运，虽然废名、钱钟书后来受到学界相当的关注。

　　废名出生于湖北黄梅县城东门，父亲做了当地劝学所视学，家道由此中兴。那时叶公超的父亲在九江做知府，叶公超便生于九江。九江与黄梅一江之隔，古时同属浔阳郡。1917年他们都离开了家乡，废名往武昌启黄（黄冈）中学读书，叶公超去了南开中学。后来，叶公超赴美国、英国攻读外国文学，并在法国巴黎大学做过短期研究工作，后到北京大学教书，成为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废名考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梁遇春、石民也赶来了，他们是同班同学。最初，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往，都沉迷于新文学和外国文学。相形之下，废名还是要活跃得多，显现出名士之气。五十多年后，叶公超在台湾回忆说：“冯文炳（废名）经常旷课，有一种名士风度；梁遇春则有课必到，非常用功。”这样，废名在北大成为较早脱颖而出的文学才子，而梁遇春、石民还在刻苦用功地学习，感染着外国文学的风致和精神。

　　废名以小说《竹林的故事》驰名于文坛后，梁遇春、石民也开始分别以散文和诗歌名世，而且他们两人还是翻译的好手。梁遇春成为人生派散文的青春才子型作家，石民成为象征诗派骁将，就是在那时形成的。他们三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在那时开始奠定，又因相似、共通的审美观和文学趣味，再加上北大同学的关系成名后走在一起也是必然的。

　　叶公超和梁遇春的关系异常密切，梁遇春也因叶公超的关系喜好英美小品文，二人尤嗜兰姆。1928年，叶公超到暨南大学任教，便约请刚刚毕业的梁遇春做他的助教。

    叶公超、废名、梁遇春和石民的友情在废名主编《骆驼草》时期和梁遇春逝世前后表现得最令人羡慕和感叹。那时废名、梁遇春因叶公超的缘故与《新月》关系密切，以致叶公超晚年还说废名是“新月派小说家”。叶公超与废名的关系早就突破了单纯的师生之谊，他很尊重废名不一般的文学才华和影响，在北平他多次向苦雨斋老人询问废名的情况，并登门拜访废名，还将自己的《桂游半月记》手迹赠与他。废名主编《骆驼草》的时候，常催梁遇春写稿，其中有几篇关于失恋的文章是背着妻子写的，偷偷拿给废名发表。《骆驼草》是个小型周刊，由废名主编，冯至做助手。这是一个同仁刊物，著名的京派发轫于此。只可惜，不到半年就停刊了。废名对《骆驼草》颇有感情，这是他北大毕业后亲自主持筹办的刊物，但终因冯至出国和其他原因，未能维持下来。1930年12月5日，也就是在停刊后一个月，废名又有了复兴《骆驼草》的念头，并邀请梁遇春担任些职务，可惜梁遇春固辞。这个刊物，算是永久停了，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之花并不因此而凋谢。

　　废名、梁遇春、石民之间最能得人和的，恐怕是废名。梁遇春说：“雁（按：指废名）飞去后，有时就觉得人间真没有什么可以畅谈的人。雁君真是不愧为红娘，他一去，你（按：指石民）的信就滔滔不绝的来，愁闷如我者，自己也不知道多么欢喜。”而对于事理的见解，梁遇春也常佩服废名的独到之处，他视废名如兄长。1932年6月25日，梁遇春逝世。叶公超、废名等人发起追悼会，并收集整理他的遗著，并为《泪与笑》出版，由废名、石民作序，叶公超作跋。这样四人师友的情谊在《泪与笑》中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台湾出版《新月派小说选》。叶公超在序言中说：“废名是一个极特殊的作家，他的人物，往往是在他观察过社会、人生之后，以他自己对人生，对文化的感受，综合塑造出来的，是他个人意想中的人物，对他而言，比我们一般人眼中所见的人更真实。废名也是一个文体家，他的散文与诗都别具一格。”叶公超在半个多世纪后对废名的文学成就仍然念念不忘，甚至把他作为新月派最特别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此时废名已谢世，此前二人海天相隔，并无交往，梁遇春和石民则早早长眠于地下。在叶公超的弟子与学生当中，当然是钱钟书成就最高，同时也为世人所熟知。他与常风交谊很深，但与骆驼草三子似乎没有交往，也几乎不曾互相提及。常风与梁遇春一样，是叶公超的弟子，而石民、废名、钱钟书则只能算是学生。

    叶公超是一代文化名人、政治名人，因种种原因湮没于历史之中。但他不是一个可以埋没的人，他们师友四人都不是可以埋没的人。《叶公超传》借助他人日记、书信以及回忆文章等对叶公超的生平事迹做了详细整理、爬梳，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人物传记的书写模式。但该传对叶公超与他的弟子及学生的关系描述不清，只怕是不应该的遗憾了。

《中国青年报》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叶公超：还是文人最自由

　　叶教授隔壁是一户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叶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对骂，秽语尽出。美童家长闻声出视，堂堂教授正厉声大喝：“I’ll crown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

　　那位家长慢步走了过来，并无怒容，问道：“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

　　结局皆大欢喜，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叶公超和邻居从此成了朋友。

　　梁实秋为我们记录了这桩轶事。老友此举，他毫不惊讶，因为“公超是在美国读完中学才进大学的，所以美国孩子们骂人的话他都学会了。他说，学一种语言，一定要把整套的骂人话学会，才算彻底。”

　　待到粉墨登场，那又是另一番景象了。

　　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

　　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中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

　　1961年，因蒙古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被蒋介石电召返台，随即被免去“驻美大使”职务。记者问其感想，他愤然曰：“叶公超死了，以后别来找他！”一代外交家的谢幕辞，却丝毫无关外交辞令，纯然一派文人气。

　　赋闲之后的叶公超曾到台大和台师大兼任教授，开的课还是老本行“现代英美诗”。台下听者如云，他于是感慨：还是文人最自由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然而毕竟文人最天真。不久，有关方面便来干预，向校方施压。叶教授的课匆匆上了一个学期，便被迫收场。

　　人问：“假如生命可以重新来过，你打算如何？”叶公超不假思索答：“我再也不做同样的事！”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这是骨子里的文人气。他的同时代人不用“gentleman”来描述他，虽然他在“绅士”的故乡剑桥大学拿过学位，又长期悠游于最重礼仪的外交界。更贴切的形容是“名士”―――雅到与王室、首相相提并论者，乃名士；俗到与顽童骂架者，亦名士。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当“驻美大使”，他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从前的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

　　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在上世纪30年代那段文人自由的岁月里，朋友们总是习惯“深埋进叶教授家舒适的沙发（清华最舒适的沙发），呷着叶教授家著名的普洱茶，听任叶教授把他有趣的谈话不受节制地一直讲下去”，他的谈话“涉及太阳底下的一切，外加太阳之上的一些―――百科全书的全部范围”。

　　然而也有朋友尝过辣椒的滋味。一次叶公超与友人谈起某某英国诗人，叶取出其人诗集，翻出几首代表作，要友人读，说读过之后再讨论。友人倦极，抛卷而眠。叶公超竟大怒，顺手捡起一本大书投掷过去。友人虽未头破血出，却也大惊失色。

　　叶公超晚年幽居台湾，以书画排遣寂寞，“怒写竹，喜写兰”，只是，写竹多于写兰。

《叶公超传》

　　叶公超虽是文化才子，但他一生的遭遇不过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命运的又一次翻版，从甘心被利用，成为“帮忙”的工具到最后被遗弃，他一生的悲剧不过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中的一声叹息。

　　诚如作者所言，叶公超是一个被遗忘的文化名人。

　　尽管曾经叱咤文坛，闻名学界，一旦时过事迁，也只有任“雨打风吹去”。而今，他的音容笑貌和他的文字一样，都淹没在浩瀚的历史里，很少被人提及。

　　作为一介文人，叶公超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任教十多年之后，又步入政坛，这决不仅仅是迷恋权势和由此带来的利益、享受，多少也有凭借一己之力改造社会的心愿。这种选择不仅中止了他在专业领域发展的可能性，也为其日后政治生涯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毫无疑问，在文化人与政客之间，永远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纵观叶公超前半生经历不难看出，当他在文化界活动时，虽有坎坷却从无大碍，称得上如鱼得水，甚为相得。在学术上，叶公超也多有建树。自从1940年从政以后，短暂的顺利让他沾沾自喜，以致沉溺其中不能自拔。

　　显然，叶公超虽身在政坛，但其本质上仍然保持着文人的特性——他并未从根本上完成一个文化人向政客的转换。在两者之间，他更接近于前者而缺乏政客的老谋深算、油滑和随机应变，他始终只是一个身在政坛的文化人。然而，在一个政治生活从未正常化的政府中工作，既无完善的制度作为规范的保证，也缺乏民主的风气，这显然注定了他日后被蒋氏专制政权遗弃的命运。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叶公超步入政坛之后并未想到政治的严酷性，他晚年一直生活在抑郁中无法解脱，也是因为缺乏从政者所应有的承受失败的心态使然。

　　叶氏的悲剧并非只属于其个人，在他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命运的浓缩。

　　其中，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杜维明先生曾云：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由于身在其中，与中国传统文化较近，因此难以完全摆脱儒家文化负面因素的影响，两位文化巨匠的婚姻即为明证：胡适遵母亲之命，与美国女友斩情思回老家成亲；鲁迅与朱安有名无实的婚姻一直维持到死。而表现在叶公超身上的则不是婚姻，而是其为国民党政权“帮忙”的举动。

　　与叶公超相比，胡适则更为睿智：在担任多年的驻美大使之后毅然辞职，重返讲台，后有多次担任要职的机会，均坚辞不受。这种主动的选择不仅使之免遭了被抛弃、禁锢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保持了自身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性。

　　叶公超虽是文化才子，但他一生的遭遇不过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命运的再现和又一次翻版，从甘心被利用，成为“帮忙”的工具到最后被遗弃，他一生的悲剧不过是发生在中国历史中的一声叹息。他“喜则画兰，怒气绘竹，但绘竹的时候总是比画兰的时候多”其实再正常不过：当一个知识分子成为政治的依附，因不合蒋氏心意被弃若敝履且丧失自由之后，又有多少机会能“喜则绘竹”呢？尤其是对于一个“学贯中西，气度泱泱”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痛苦就更是弥久愈深。

　　叶公超身上让人怀念的，莫过于其过人的学识和率真的性情，这两者表现在文化人身上时，不失为一种让人喜爱的品格。而其晚年的悲剧，当能让当代知识分子三思。

《书屋》

　　《书屋》二〇〇四年第六期　

　　叶公超平生有两个习惯，一不记日记，二不收集照片。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有成就，别人当然不会忘了他，自己也就用不着收集照片，写日记了。他的办公室很少挂照片，家里也不挂照片。他弥留之际，还曾对身边的人说起：“我也不留照片，照片一到我手上，我就撕掉。”他说，他本人不写历史，但愿意创造历史。

　　从教授到外长，他的一生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定的大时代，他曾目睹新加坡的陷落，亲尝过希特勒轰炸伦敦的滋味，几乎见过当时世界上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领袖人物，是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杜勒斯、肯尼迪的座上客，其英语受到眼高于顶的英国首相邱吉尔的赏识。他是佛洛斯特的学生，和艾略特情兼师友。他和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伍，是“新月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从《新月》到《学文》月刊，他曾主编过两个重要的文学期刊。1946年9月，储安平创办《观察》周刊，在阵容强大的“特约撰稿人”中即使弃学从政之后的他也榜上有名（是《观察》撰稿人中少有的官员之一，职务是“外交部参事”），虽然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几乎败局已定时，雷震、胡适、傅斯年等试图发起一场“自由中国运动”（成为后来台湾著名的《自由中国》杂志的先声），在雷震草拟的“自由中国社”发起人名单上也有叶公超的名字。从编《新月》到列名《观察》“特约撰稿人”乃至“自由中国社”发起人，他在骨子里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几十年宦海沉浮也未能淹没他的书生本色。

　　他属于“述而不作”的那一类读书人，平时惜墨如金，不肯轻易下笔，所以作品不多，其一生中只出版过惟一一本中文著作《叶公超散文集》。他还为书名叫“散文集”或者“散文第一集”，费过一番心思。那是1979年秋天，离他生命的终点不过两年。而他的英文著作倒是有好几种。

　　陶希圣说他“文学的气度，哲学的人生，国士的风骨，才士的手笔”。他和同时代无数杰出的知识分子把酒言交，谈诗论文。虽然他从不写日记，却在胡适、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王世杰、柳无忌、周作人等的日记中留下了生命的踪迹。他桃李遍天下，从北京大学、暨南大学到清华大学，直到西南联合大学，作为一名出色的外文系教授，他在十四年的教授生涯中培养了济济英才，废名、梁遇春、钱锺书、卞之琳、杨联升、季羡林、常风、辛笛、赵萝蕤、李赋宁、杨振宁、穆旦、许渊冲……都是他的学生。一位学生说：“他已长眠地下，他的桃李芬芳遍满五洲，每一个弟子都是他的活纪念碑。”叶公超是二十世纪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他的精神风采、泱泱气度都已随着他的逝去而风流云散。尽管他的学生中有多少人在各自的领域有过怎样出色的表现，都没有人能成为“他的活纪念碑”，他的时代已经无可挽回地过去了，但他所走过的道路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有着典型的意义。

坏脾气，好人缘

　　【叶公超的性情可以从梁实秋的记录中窥见一斑：“公超在某校任教时，邻居为一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公超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垢谇，秽语尽出。其家长闻声出视，公超正在厉声大骂：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那位家长慢步走过来：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如今他这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邻居和他从此成了朋友。”——此段网上到处皆是，大家互相抄袭。

　　【他还是个八面玲珑之人，朋友多得不计其数，三教九流无不交纳。在这一点上 他很像胡适，胡适靠的是修养，叶公超则完全出自天性。不过，胡适是老派绅士， 待人接物，一以贯之，以诚相待。叶公超却人小鬼大，很有点小魔头的本领，可以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优雅粗俗，易如反掌。周作人说过，自己心中有两个 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叶公超想必也是如此。大约家道中落，寄人篱下出身的，都有这套应世的看家本领。

　　【在西南联大外文系，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叶公超是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不少当年联大的学生认为这是钱钟书的言论，尽管杨绛撰文否认。许渊冲认为："这句话看起来像是钱先生说的，因为它是一个警句。"与其探讨这话是不是钱钟书说的，不如看一看这话说得是否准确。叶公超是不是太懒？许渊冲在《钱钟书先生和我》一文中，列举了很多证据：他的学生季羡林说："他几乎从不讲解"；另一个学生赵萝蕤说："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的同事柳无忌说："这时的西南联大尚在草创阶段，三校合并，人事方面不免错综复杂，但我们的外文系却相安无事，那是由于公超（系主任）的让教授各自为学，无为而治的政策--我甚至不能记忆我们是否开过系务会议。"我（许渊冲）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却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