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_近代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烂柯山人、孤桐、青桐、秋桐等，汉族，湖南长沙人，1881年3月20日生。1973年去世。著名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
求学生涯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1905年春，入日本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到日本不到半年，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7年，赴英留学。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
回归传统
思想转变
进入20年代，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已为文学和道德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他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
1921年10月归来后，章士钊态度大变。以反对直线发展观为藉口，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简直是奇灾大祸。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
反工商立国
更突出的是他提出一个“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大总统事发生，章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贿投票议员之无耻，并连续撰文抨击代议制。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次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1926年4月，执政府垮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
人物评价
影响因素
纵观章士钊一生，大体上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树，大都来自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绍和坚持；摭拾西方一些偏激之士的牙慧，执意回归传统，往往误入歧途。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
缺观察力
20世纪有几个影响世界全局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的出现及其计划经济貌似成功。这些事件提供的信息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出了大问题，要赶快另谋出路。
章士钊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其思想的巨大震撼。死伤如此惨重，战后又一片萧条，任何思想家面对这样的历史现象都不能不驻足深思，努力找出原因和对策。1922年到欧洲，目睹尚未平复的战争创伤，耳聆对现行制度的强烈抗议，他的思想完成了又一次重大转折。
他从欧战疑及现代化的进程。他说：“至于以工业立国者，则事事皆积极进行，故恒至生产过剩，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与此同时，他断言：“盖文化者，与国民生活状况息息相关者也。一国生活状况枯涩纾促之度如何，即可以卜其文化高下真伪之度如何。知欧洲之情事者，可断言其资本之制不变，文化决无可讲。”欧战和战后的凄惨，从根本上动摇了章氏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的信心。这样的制度非变不可，而且要改变它的基础：“资本之制”。
无力抗拒
20世纪中国思想家的一大弱点是原创性不足。章士钊坦率说明他的农国论不是自己的 创造发明。欧战爆发以后，被战争及其后果所震惊的西方思想家，正各抒己见，探幽烛微。章氏自己就说过：“以愚所知，今欧洲明哲之士，扬榷群制，思古之情，辄见乎词。如德之斯宾格勒，英之潘悌，其尤着也。”这些战后西方非主流文化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固然是他立论的重要基础；农国论亦取自潘悌。他写道：“英伦群家潘悌之徒，倡为农业复兴之论，识解明通，无可辩驳”。惟一的保留是他认为西方积重难返，农业无法“复兴”；中国中毒未深，倒有希望“以农立国”。这是有充分代表性的事例。 非主流的偏门，特别是其中的极端思想，往往成为中国思想家各种千奇百怪主张的智慧渊源。在一个思想自由的现代国家，思想多元增添了文化多样。而在中国，被那些极端思想裹挟的人们，常常有意无意与权力结合，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民主情绪
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路也激活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既然西方原路不通，正纷纷另找出路；其思想界非主流派中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动向；而中国学西方的成绩又是如此不堪；于是，顺理成章应该回归本土和固有传统。中国人因一再受挫而郁结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结，正好找到勃发的释放口。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张君劢、章士钊等人在20年代无不在民族文化问题上讲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大话。章士钊反复宣扬：“西化东渐者何也？乃欧洲挟其资本侵略之淫威，东临吾国，迫吾不得不放弃农治之本国……洎至今日，吾人弃礼义，毁廉耻，坏田园，鬻妻子，以求合于所谓西化者，仍不得一当。”回头是岸，“须知中国文化实有其绝大之价值……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何反轻视本国文化呢？”
欧战以后，全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答案是多元的。世界性难题难为了中国思想家。在中国，同样是众说纷纭。章士钊等人的反现代化理论，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主张之一。说到底，是中国的客观社会环境和文化积累还不足于产生解决世界难题的思想家。一些思想家个人性格的弱点，又加重了上述历史重负。以章士钊来说，他是梁漱溟青年时代钦慕的人物之一；后来更迭有交往。20年代的《甲寅》虽已为许多知识分子所诟病，仍然个性鲜明。那时的章士钊是独立的。后来，他先后就食于某些权势者门下，尽管社会名流的声威犹在，但廉颇老矣。了解这些经历和品行、性格弱点，对理解一度叱咤风云的章士钊，何以前后期判若两人，应该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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