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_近代
张元济（1867—1959），号菊生，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书香世家清末中进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后在总理事务衙门任章京。1902年，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解放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长，继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著有《校史随笔》等。1959年8月14日在上海逝世。
简介
张元济（1867 10.25 - 1959 08.14），中国出版家。字筱斋，号菊生。原籍浙江海盐。1867年10月25日生于广东，1959年8月14日卒于上海。光绪壬辰（1892）进士。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戊戌变法时光绪帝曾破格召见，政变后被革职。1896年和陈昭常等人创办教授西学的通艺学堂。1898年冬任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管理译书院事务兼总校，注意译书的选题意义，改变原著重译兵书为译社科书籍。后任公学总理，1902年7月后辞职。1901年，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3年任该馆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1920～1926年改任监理。1926 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1949年被特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后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期间，组织了大规模的编译所和涵芬楼（后扩建为东方图书馆）藏书，开创了私营出版社设专职专业编辑和图书资料以保证出版物质量。他所参与规划的《最新教科书》获得很大成功，同业相率仿效。从1915年开始筹备，1919～1937年动用国内外50余家公私藏书影印出版《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3种丛书共610种近2万卷。他选书注重实用、母本讲究善本，以及传真版石印的组织，开创了古籍丛书翻刻、影印的新阶段。
1932年1月29日日军针对性的轰炸商务印书馆。造成这个几乎垄断中国教育出版，占全国出版量52%的出版巨头损失1630万元，80%以上资产被毁。同时被毁的还有商务印书馆所属的东方图书馆珍藏的45万册图书，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古籍善本和孤本。时年65岁的张元济深受打击：“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不存，最为痛心。” 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又密于检察，所著《涵芬楼烬余书录》、《宝礼堂宋本书录》、《涉园序跋集录》集近代目录体例之长，又检录綦详，已成为现在古籍鉴定援引例证之一。此外，还著有《中华民族的人格》、《校史随笔》、《张元济日记》、《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副对联。百年中国，许多人都在寻找富强中国的道路，而张元济选择了以出版来推动教育，为中华民族的文明“续命”。嗜书、寻书、藏书、编书、出书，写就了他的一生。
影印古籍
在张元济整理影印的各种古籍丛书中，用力最勤、费神最多的当属《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两部大书在文化上的影响也最大，至今仍是海内外古籍工作者常备的基本文献。
《四部丛刊》从1915年开始酝酿，到1922年初编出版，费时7年，是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没有先例的浩大工程。前后印了初编，续编，三编，近500部书，汇集了中外的宋元明善本及一些精抄本。从定书目、选底本、文字校勘，到工程预估、印刷纸张，张元济都亲历亲为。而其中最大困难就是对版本的搜集挑选，为此张元济几乎访遍了当时中国有名的藏书家。这段经历，张元济称之为：“求之坊肆，丐之藏家，近走两京，远弛域外。”（域外指日本。）
在《四部丛刊》出版之前，中国最著名的古籍丛书是《四库全书》，但那部诞生于乾隆朝，以全国之力而成的大书，无论选目还是抄写质量，都颇受后来学者的诟病。而以张元济一人之力，成就于百年中国苦难岁月的《四部丛刊》，无论在选目的精当，还是在校勘和影印的质量方面，都远远超过前者。
1928年，张元济为《四部丛刊》专程赴日访书。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他饱览了东京、京都等地图书馆的汉籍收藏，每天不停地阅选古书。虽然那时他已是年逾六旬的花甲老人，但他就像见到了自己最珍爱的东西，每天都要做笔记直到深夜。每到一处，都商借拍摄，带回上海影印出版。访书的直接成果则是带回了46种罕见古籍的摄影底片，其中就包括被日本静嘉堂文库收购走的皕宋楼藏书。
直到今天，一个读书人要想看到那么多的宋元明善本，也只能是张元济的《四部丛刊》。 古籍流传世间已久，在岁月的侵蚀下，残破、墨迹不清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就需要修校，用心地把不清楚的字迹描清楚，专业人士称为描润，但这只是校勘古籍最初步的工作。它还需要用不同的版本对照甄别，断其是非。
张元济就是这样亲历亲为地对每一册古书，做着初修、精修、复校、总校的工作。他终日伏案，每天的工作量是100页，每一页都校勘到准确无误为止。直到今天，看过张元济校勘影印件的人，都叹为观止。
张元济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辑校整理古书，钩沉、整理进而维系着中华文化的命脉。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却因为这个国家日益衰落而被人丢弃、破坏而沦丧。因此张元济的工作就更需要眼光、胸怀和毅力。但商务毕竟是企业，搜集、编校古籍毕竟需要巨大的成本，所以张元济的做法难免遭人反对。有股东在报上写文章，指责张元济收购古籍是“徇一人之嗜好”。文弱儒雅的张元济拍案而起：“此事决不使公司于营业上有损！”
张元济这样一个嗜书如命的文人竟同样善于管理和经营，《四部丛刊》初编出版以后，光这套书就赚了100多万。经营上的成功，为他后来能够持续地做这件事情，提供了很大的保障。在完成《四部丛刊》初编后，张元济又做了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就是《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影印。二十四史讲述的是中华民族自三皇五帝开始的完整的历史。但历史的流转使它形成了各种版本，张元济不仅要挑出最好的版本作为底本，还要将其它版本不同的地方汇集起来。
“百衲”二字取自于古代和尚所穿的破烂补缀起来的衣服。许多宋代版本的书传下来都有缺卷，需要配其他的宋本，还要配页，所以称之为“百衲本”。顾廷龙先生曾感叹：“这么浩大的工程，都是用手写，那些校勘记，那些批注，所耗费的精力工夫无法估量，这整整十年当中张元济就是每天不间断地在做这样一件工作!”
半生心血毁于战火
当《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编校一切就绪，甚至影印所需的样张都已完成时，战争来临了。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战争中，一场浩劫将他大半生的心血化为灰烬，张元济遭受了人生中无以复加的严酷打击。在上海档案馆现存的一本影像资料中，记录了1932年商务印书馆总厂及附属的东方图书馆被毁后的景象。那天早上8点多钟，日军的飞机轰炸了商务印书馆。第一枚炸弹就落在油墨仓库里边，瞬间燃烧起来，那些被溶解了的铅字像水一样在地上流淌。宝山路的总管理处、编译所、四个印刷厂、仓库、尚公小学等全部中弹起火被焚毁。随后，日本浪人又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浓烟遮蔽上海半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灭后，纸灰没膝，五层大楼成了空壳，商务印书馆80%的资产被毁。最令人痛惜的是东方图书馆的46万册藏书，包括善本古籍3700多种，35000多册，悉数被毁，价值连城的善本孤本图书从此绝迹人寰。
望着漫天飘舞的纸灰，张元济涕泪长流。他唯有自责，因为他太爱书了。他对夫人说：“这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些书搜罗起来，不是集中保存，仍然让它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可以逃过这场浩劫!”但一切都无法挽回，他仰天长叹：“廿年心血成铢寸，一霎书林换劫灰。”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无可挽回的、永远令人痛心的悲剧。当年商务被毁前后的种种迹象表明，商务的被毁是历史抹不去的侵略者的暴行，而且是侵略者早已有的预谋。日寇曾经放言：我炸了你一条街，明天就可以修复，但是我炸毁了商务印书馆，你就永远也恢复不了。
延续中华文化
就在东方图书馆被焚毁的当天，66岁的张元济立即重返商务，主持商务复兴的工作。他又开始了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晚上回家校勘古书的生活。张元济对向他表示慰问的胡适说：“如果商务从此澌灭，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他说：“平地尚可为山，元济一息尚存，仍当力图恢复。”他每天的工作是如此地迫切，他似乎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张元济又从头开始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他仿佛在与时间赛跑，他要赶在灾难再一次来临之前。
任何人、任何时候看见他，他都在伏案忙碌。他的视力为此受到损害，医生嘱咐他再不能长时间用眼，但他还是坚持，只是用一点眼药水，支撑着。他白天到商务工作，晚上回家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就如同他退休之前那样，直到商务重新开业。经过四年多的夜以继日，1936年，《百衲本二十四史》终于出版了。这时，张元济已整整70岁。他对好友顾廷龙说：“能于文化销沉之际，得网罗仅存之本，为古人续命，这是多么幸运啊！”
1937年初，战争已是山雨欲来。这时，一本小册子在国人中流传开来。小册子很薄，不到5万字，记述了中国古代14个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侠义故事，取名为《中华民族的人格》，编写者就是张元济。在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时候，张元济看到，过去有过一些交往的人，有的落水了，有的当汉奸了，比如商务印书馆第一任董事长郑孝胥，跑到伪满洲国当总理去了。置身如此世态和时运，张元济异常沉痛地关切着民族的去路，他觉得应该要提倡我们中华民族应有的人格。
他曾对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新教育有一种痛切的反省，他认为，新教育之所以没有起到真正的效果，就是大家只注意到知识的“新”，而没有注意到人格的养成。新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如果在人格上是东倒西歪的话，就不是一种成功的教育。这也许是他在国难日益深重的时刻，编写《中华民族的人格》更为深刻的原因。他为此书题词：“孔子曰杀身成仁。所谓仁者，即人格也，生命可掷而人格不可失。”
八年抗战，张元济蛰居上海。他主持着没有撤离的商务董事会，拒绝在汪伪政权下注册，拒绝与日伪任何形式的合作，甚至停止了股东年会。因为生活艰难，这位古稀老人只能靠卖字维持生活。但即使卖字，他也绝不给汉奸写一个字。张元济的孙辈张珑回忆说：“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占领了租界，也想弄出一些社会上有威望的人来替他撑面子，有一次来了两个日本人要见我祖父，祖父就写了个条子‘两国交战，不便接待’，让我父亲下楼去交给日本人。”平日他就在家里，出门越来越少，几乎处于一种隐居的状态。
虽然隐居一隅，但张元济依然关注着时局的发展，关注着那因战乱而流散的中华文明的断简残篇。他与叶景葵、陈陶遗等人一起发起成立了合众图书馆，在沦陷的上海，为散佚的古籍文献搭起了一个家。张元济还给远在北京的顾廷龙写信，邀请他来主持图书馆的工作。 当时创办合众图书馆，可说是空无一人、空无一物。没有现成的馆址，1939年开始创办，直到1941年才把长乐路富民路的房子慢慢盖起来。张元济和叶景葵都是倾其所有，不仅把两个人所有的藏书都拿出来，口袋里只要有钱也都倾囊而出。
就这样，张元济又办起了一个图书馆。他在战祸相连，文物图书大量散亡之际，收藏、保存古籍善本，发展成为上海最具规模的图书馆。到1949年，合众图书馆已有藏书22万册。上海解放后，张元济捐出了全部藏书，成为今天的上海图书馆中最重要的珍藏。新中国成立时，张元济已是82岁的耄耋老人。1949年底，他中风了，半个身子不能动，只能背靠在墙上，半卧着。他让家人制做了一张小桌，放在床上，靠着这个小桌，张元济依然继续着他的编校工作。就在这张小桌上，张元济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完成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本书——《涵芬楼烬余书录》。这件事他整整牵挂了20年。
当年东方图书馆被毁，所幸有574种善本因存放在当时租界的银行保险柜里得以保存。张元济深恐这批幸存的书再出意外，开始对这批图书编目。在病榻上，他完成了《涵芬楼烬余书录》的编校，了却了牵挂20载的夙愿；他为新发现的宋代刻本《金石录》做了鉴定，并提写跋文；在弥留之际，他还惦记着古书《册府元龟》的影印出版……“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这是张元济晚年所写的一幅对联。一个文明古国绵延至今，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传统，就是因为有张元济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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