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董其昌《东方朔答客难》行书，移为纸卷奉，作于崇祯元年(1628年)纵26厘米，横334厘米，书于戊辰崇祯元年(1628)，是董其昌晚年的代表书作，充分体现了他的书风特点，辽宁省博物馆藏。　　

　　据董其昌回忆说：“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发奋临池矣。”从中可以看到其学书的动机并非出于天性或是对艺术的追求，而是为了科举的需要。“初师颜平原《多宝塔移，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宣示表》、《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观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豹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许，自此渐有小得。”这种博采众长，融合变化，为己所用的做法似乎对于我们学习书法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从中也可以看出董其昌作为杰出的艺术家的独特个性，既敢比于古人，又能自我剖析，不断进步。董其昌为书作画都以生拙取胜，其笔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喜用润墨和淡墨，从而营造出一种宁静、俊逸、简远的氛围，颇有所谓“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