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中国的书法艺术迎来了蓬勃振兴的时期。这时，杨再春已在北京小有名气。从1976年开始，杨再春就参与组织北京的书法活动。他和刘炳森、范曾等组织筹备过《天安门诗抄展》等很有影响的活动。1985年，杨再春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文革”后第一个书法展，开幕时启功、萧劳等300多人参观了展览。

1985年，杨再春撰写的《行草书章法》出版后，在国内书法界和喜爱书法的群众中引起极大震动，该书再版几十次，发行数达300余万册，创下书法类图书发行的最高纪录。

1990年，杨再春主讲的《电视书法讲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社会上反响十分强烈。3年间，杨再春收到全国各地读者来信一万多封，装了几麻袋。有时他一天就收到近百封来信。很多书法爱好者怀着敬仰和崇拜的心理给他写信，有90％的来信是要向他拜师学艺。

杨再春不仅在国内讲，也被请到国外讲。他应邀到美国、澳大利亚、南非、瑞士、韩国、马来西亚、日本、新加坡等国讲学。令杨再春感到吃惊的是，在美国、澳洲、南非，华语电视台里也播他的书法讲座。1993年他到美国，华人自发地组织起来，许多华侨带来自己的孩子来听杨再春的讲课。华侨们拉着杨再春的手说，他们很希望下一代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杨再春听了很感动，他无偿地为华侨们书法、签名、赠书。

在日本讲学，杨再春的书法作品被视为艺术珍品赠送给日本国领导人。日本的汉学家西田丰明专门邀请杨再春到家中做客，切磋书艺和交流文化。熟悉中国古典文化的西田先生对杨再春说，他能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说到兴头，西田脱口背出“白日依山尽”、“远上寒山石径斜”。西田问杨再春能背多少，杨再春给他背了《三吏》、《三别》，西田听了说:“你能背这么长的，我相信你还能背三百首。”

2006年初，杨再春从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社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他是教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退下来倒更忙了。他设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每天早晨7:30他准时来，晚上7:30他准时回家。他的18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摆满了书籍、古玩、奇石、根雕、花卉和摄影作品。五六米长的书案上，堆满了他新创作的各种幅式的书法作品。前来找他的人络绎不绝，各地的书法爱好者在工作室门口堵着他，央求着要拜他为师，请他指点书法习作。慕名来请他题字、写匾和购买他“墨宝”的人也是经常光顾他的工作室。

杨再春的家庭和美幸福。前两个月在北大讲课时，当有学生问他怎样对待家庭时，他说:“我为家庭做的贡献少，但我努力地弥补。我专门拿出时间陪爱人逛商场，两个小时可以什么都不买，让爱人感到满足。出门吃饭、买东西，都是我埋单。在任何场合出入，我尽量做到为爱人披衣服、掀门帘，表示我对家人的尊重。”今年秋天到了，他给爱人的短信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别忘早晚把衣添。心里梦里常思念，情也乐，心也宽，你我共享到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