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兰亭序》复制品(局部)(资料图片)

今年1月，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发现了王羲之“大报帖”的唐代摹本，并称这是继1973年日本发现王羲之“妹至帖”之后，相隔40年的重大国宝级发现。生活于公元4世纪的王羲之虽然在书法史上被尊为“书圣”，但并没有真迹流传至今。今天所能看到最接近他真迹的是唐代的高仿真复制品——双钩廓填本，又称为“响搨”(亦作“响拓”)摹本。

宋代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今石刻辨》记载说：“以纸加碑上，贴于窗户间，以游丝笔就明处圈却字画，填以浓墨，谓之响搨。”其方法主要是先将融化的蜡涂于纸上，使其透明而不渗墨，再将原作向光放置，如贴在窗户上，将涂过蜡的纸(不渗墨，防止污损原作)覆盖在原作上，依照原作笔画边缘勾摹出轮廓，最后在轮廓内填墨。

这种唐摹本在宋代已被重视，米芾诗云“媪来鹅去已千年，莫怪痴儿收蜡纸”，可见当时已有人把钩摹的蜡纸本当作书法真迹收集。今天唐摹本更为稀少，被人重视的程度自然远过宋人，几乎视作与真迹同等了。

书画的高仿真复制自古有之，时至今日，复制品依然能起到延续原作生命，使“秘阁珍玩”的艺术品有“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作用。

人工复制：勾描摹写汇精神

画案上大小不一的毛笔，瓷盅里五颜六色的颜料……在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一处安静的院落里，工作人员正在复制清代画家丁观鹏的工笔重彩《罗汉像》，他们手下的技艺，已经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书画复制科的科长张小巍介绍，现在人工复制古书画，一般先对原画照相出片或扫描打印，制作出一个原大的简单副本，再在这个副本上覆盖一种薄而透明的胶版，用墨笔在胶版上依照副本描出一个单色墨稿。随后将胶片墨稿放在一张白纸上(这样看得更清楚)，上面覆盖正式复制用的画纸，按墨稿的轮廓，对比原作，或勾线、或填色、或晕染，反复数次才能完成复制。

“人工复制需要有娴熟的技法。”张小巍说：“许多复杂复制品的作者本人就是高明的画家。”画家陈少梅的夫人冯忠莲摹制宋徽宗赵佶《虢国夫人游春图》，常常为一根线条、一块敷彩、一束发丝反复修改，图中一匹黑马，墨色浓重而透明，为了再现它，冯忠莲反复实验甚至废寝忘食。唐代周昉《簪花仕女图》中，仕女身穿多层透明的纱衫，很难表现。面对这个难题，大家共同分析原作用色和渲染的顺序，再经过画家徐燕孙的学生金振之精心描绘和渲染，终于再现了原作的风采。　　人工复制，最难的是将画作旧纸、旧绢本身的颜色(也称“画底子”)表现出来。故宫博物院有一种“全画”的做法：一幅古画，摹制达八九成时，用水冲掉浮墨、浮色，用笔沾上与原画色渍相同但较浅的旧色(以墨、花青、藤黄、赭石等色调配)，使用点笔法，由点接成面，将画底子全部作旧。用这种方法摹制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宋徽宗赵佶《听琴图》等，都达到了可以乱真的效果。

人工复制古书画，较为费时费力，如复制《清明上河图》用了8年，复制《韩熙载夜宴图》耗时近3年，许多复制品仅此一件，也只能供博物馆为保护原作而替换展览之用。

近代印刷：辉煌奈何花落去

主张学习书法“临碑不临帖”的梁启超晚年有所改变，在《饮冰室专集》102卷中写道：“珂罗版发明，帖学有恢复的希望。譬如商务印书馆的大观帖，一本几块钱，那就很用得了。有珂罗版以后，不会走样，临帖还可以。”

梁启超提到的珂罗版，实际上是利用近代照相技术进行复制印刷的一种方法。19世纪60年代首先在德国发明，“珂罗”是德语明胶的音译，制作珂罗版所用感光剂的主要成分是明胶。珂罗版印刷技术在清光绪初年传入中国。

北京印刷技术研究所的总工程师吴学英介绍了珂罗版复制书画作品的方法。首先也是用原稿拍摄出胶片，与木版水印类似，按照画面的颜色，修出若干套原版。选用一定厚度的磨砂玻璃，在表面上涂布一层“结合膜”，以便使感光剂附在玻璃上时更牢固。再将配制的感光剂(主要成分是明胶，即“珂罗”)涂布到玻璃板有结合膜的面上，烘干冷却。将原版胶片与感光板密接曝光，感光膜产生不同程度的硬化反应，再水洗冲版显影，将未受光硬化的胶膜溶解，版面形成不规则的皱纹，制成供于印刷的珂罗版。珂罗版的印刷在专用的平台式印刷机上进行，人工上色、滚墨和摆纸。珂罗版印品层次分明，能够忠实地再现图像，其效果可超过平版和凸版印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