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剑父(左)与泰戈尔(1931年摄于印度)

尽管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高剑父一段重要的活动就是追随孙中山先生，参与轰轰烈烈的革命，经历过无数的腥风血雨，但今天的后人一提起高剑父这个名字，第一个反应往往就是那个著名的国画家、岭南画派的创始人。有意无意间，那一段革命的历史已经被淡化了。隔了半个多世纪的距离，在后人眼里，高剑父已经回复到他的画家本色，一如他对革命彻底失望后，终于回归画界，专注艺术。

站在今天的角度来审视那一段历史，就能清楚地看到，高剑父的生平轨迹，事实上，仍然与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在执着于艺术、不断创新精进的同时，又不忘为国家危亡而奔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从来没有远离过高剑父的人生哲学。

贫寒之家，刻苦学艺，远足求道，心系天下，壮怀激烈，名扬四海，最后又静守书斋，培育后人……在中国历史上，文人们似乎都在延续着这样一个共同轨迹。从这一点来说，高剑父也不例外，尽管他一度是以离经叛道的形象受到传统守旧派的大肆攻击。

去日本之前，高剑父接受的是传统的国画教育，并且已经得到了画界的公认。有了这样的基础，在接触到西方的新思潮后，他对传统国画理论有了更多自己的思考与领悟，并且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观点。于是，他倡导对传统国画进行改革，并提出“高举艺术革命之大旗，从广州发难起来”。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高剑父这样的理论和举动，是需要一种宏大的气魄与胆略的。这样一种大胆的理论，自然让传统守旧派对他非常愤怒，视其为“国画叛徒”，是“大逆不道”，谩骂“岭南画派是日本画、西洋水彩画，不是国画”。如果不是对传统有着深刻的体悟与领会，高剑父接受新思潮影响以及倡导“国画革命”，显然就缺乏了产生的依据。

高剑父从来不是一个只专注埋头画案的画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始终都在影响着他的选择。与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志士的相识并相知，只是个机缘巧合，偶然中的必然。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大潮中，与以往的文弱画家形象相比，高剑父的表现简直可以用判若两人来形容。

从艺术成就来看，高剑父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生性平和的艺术家。在他高喊“艺术革命”的口号声中，在他革命期间终日与死亡相邻的日子里，就可以明显感觉得到。另一方面，高剑父的书法极富浪漫色彩而锋芒显露，被认为是“战笔狂草”，更别具中国传统艺术的韵味。后人评价为“大有怀索、富有张旭狂草的灵动笔致，恰好是继承传统而又别具新意的有力明证”。

因为出身贫寒之家，所以才具备坚毅顽强的奋斗精神;因为有与国外新思潮撞击，才会出现一个与文弱画家形象截然不同的坚定革命者与国画改革者;或许是因为理想在现实中的屡屡挫折，满腔的爱国热情才会更强烈地转化成艺术创作的动力与灵感……可以说，艺术的成就既是个人的天生艺术气质使然，更是时代使然，这一点，在高剑父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如今，岭南画派的成就已经有目共睹。高剑父不仅开创了一个流派，更形成了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传统。如今，令人称道的是，他的众多学生中没有一个完全拘泥于老师的框架：关山月的奔放苍劲、富于神韵;方人定的意趣深沉、老练浑厚;黎雄才的雄浑秀逸、滋润灵动……

一个人的故去，博尔赫斯有句精彩之至的比喻：“像水消失在水中”。拿来用到高剑父的身上，也是非常的贴切：他对传统中国画技法的改革精神沿袭到他的后辈画家，并最终与传统技法合而为一，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焕发出更旺盛的生命力。

画家出道

从小喜欢画“公仔”的高剑父，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师从当时广州的名士居廉学画，这给家境贫寒的少年高剑父一个继续梦想的机会。

居廉注重生活体验与积累，实地观察自然生长的花鸟虫鱼，坚持“以造化为师”，绘画史上称为“居派”。居廉以卖画和教授学生为生，学费甚高，在一位族叔的大力推荐下，高剑父刻苦学画的决心感动了居廉，慷慨免费收了这个学生。高剑父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以惊人的毅力学画，很快在居氏门下出类拔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