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王羲之摹本《大报帖》的出现，使得书法界再次掀起了“王羲之热”。然而，在业界亦有“后王”(王铎)胜“先王”(王羲之)一说，这倒不是说，王铎的书法比王羲之好，主要是因为目前几乎看不到任何王羲之书法的原貌，存世的只是摹本，而王铎的作品近年来通过海外回来，越来越被藏家所关注。

十七世纪中国书法发展，王铎功不可没。他是明末清初的一位翰林学士，同时也是一名书家。尽管曾有人将王铎和王安石作比较，有“为翰林学士则有余，为宰相则不足”之一说法，但事实上，要以这个基准去评论王铎，则会埋没了一名文人书家的倾世才华——他统领了一个时代的书风，甚至是对往后的风格进行颠覆式的变革。

一般临摹王羲之作品的人，为摹大家之风，总是兢兢业业下笔。然而王铎总是饱蘸浓墨下笔，可见其自信。王铎多临“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作品，巧妙地利用“涨墨”之法，即当墨溢出笔划之外后，以润笔或者掺水的墨对点画有意进行渗晕，或使线条之间互相合并，或使笔触与渗晕交叉以丰富层次，令一色变化多端，增加书作的艺术效果。同时代根本无人能如王般掌握这种技法，其墨色的渗透，有功于其透彻的色调，才生得出灵动虚无之境界。这从近日在东京中央拍卖露面的一幅《临王羲之月半念足下帖》中可见一斑。

王铎出生于1592年，其最为顶峰之时，在三四十岁时代，他在明代书坛上与董其昌齐名，在明末便有“南董北王”之称。但王铎降清之后，作品却展现出更为耐人寻味之处，有部份作品显示出极为工整的行笔之势，而另一部份则疏落零散，尽是凄凉之味。尽管降清后官位依旧显赫，但在“人品即书品”的年代，自然而然遭受排斥。甚至，在乾隆时期，查毁了王铎的书刊。从此，尽管历代书法家们都很喜爱王铎书法，但还是敬而远之。王铎的艺术与价值观出现了乖离，艺术的高超，历时三百年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然而在今天书坛，情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王铎对“二王”书风的继承与发展，并不是简单的增加乱头粗服，点画狼藉的狂怪用笔，而是大胆的注入了自己的狂放的豪气，使章法极尽歪斜，纵横之能放，造成字势的倾倒紧迫，气势奔放，势不可当。他把纵列种的横笔突出与大小粗细的提按纵放想结合，造成恣肆任性，摆动强烈的鲜明对比。墨色的浓淡、干湿与结构的疏密、聚散相互为呼应，含蓄多变，风神洒脱。

“王侯笔力能扛鼎，五百年来无此君”，这无疑是对于王铎书法地位最好的评价，相信随着他的精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市场上，人们对于其研究也会更深入一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