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家庭负担重，高剑父18岁时几乎不能继续在艺术道路上走下去了。又是一个机会，居廉门下有一位大弟子伍德彝，系名门望族之后，看中高剑父的出众才华，可以为自己代笔，于是提出可以资助他继续学画，条件是要高剑父拜其为师。既要实现心中的目标，又要考虑到自身的经济窘况，高剑父觉得拜年长自己20岁的伍德彝也不辱人格，于是答应下来。从此，他借伍德彝与众多收藏家交往的难得机会，临摹、钻研诸多古代大师们的名迹真品，大大开阔了眼界。在伍家两年的时间里，高剑父对宋、元、明、清各家画派的风格与神韵有了相当全面的了解，技法也突飞猛进。随后，高剑父得到一位资本家的帮助，到澳门入读格致书院，开始学习素描，接受西洋画透视、光、色等技法教育。这时候，他已经开始萌发国画革命的想法。

28岁那年，已经在画坛小有名气的高剑父在广东公学等新学堂兼任图画教员。此时，他已经受到反清革命运动的思想影响，办起了一份《时事画报》，宣传、鼓动革命。此时他结识了在广州担任教职的日本名画家山本梅涯，山本对高剑父非常赏识，对他进行热情的鼓励和帮助，并力促他到日本去深造。

洪流中的“革命画家”

1906年，28岁的高剑父孤身一人到达日本，此时已经身无分文，但幸运地得到了廖仲恺、何香凝夫妇的帮助。廖、何夫妇帮助高剑父渡过了到达日本后的第一个难关，更帮助其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高剑父在日本期间，先后参加了“白马画会”、“太平洋画会”、“水彩研究会”等艺术团体活动，边研究东、西洋画学，边投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中。1906年7月，他到日本半年后，就加人了同盟会。

画家爆发出来的革命热情是惊人的。高剑父在各种集会上发表异常豪壮的演说，并屡次向孙中山请缨，要求派他担负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随时准备为革命流血牺牲。孙中山、黄兴对高剑父非常赞赏，于是派遣他回国，担任广东同盟会会长，秘密策划南方的革命活动。

高剑父回广州后，以“守真阁裱画店”为掩护，积极发展会员，宣传革命，并制造土炸弹、组织暗杀团、敢死队。1910年，他参与策划了新军广州起义;1911年，参与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高剑父护送黄兴逃亡香港，其后潜回广州，组织和策划更多的暗杀活动。

辛亥革命后，广东革命军组织政府，协议推举广东都督，有人提议高剑父，有人提议胡汉民。高剑父当即声明，投身革命不是做官，自己的抱负仍在于艺术。在此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高剑父逐渐陷入迷惘，生活重点又重新回到绘画。他与陈树人一道，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主持过《中国报》、《真相画报》等刊物，不遗余力传播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主张，使艺术直接或间接地为革命服务，同时大力宣传自己改革国画、提倡美术革命的艺术主张。

高举艺术革命的大旗

在日本研习画法的时间里，高剑父受到世界艺术思潮的影响，认为国画不能墨守成规，加上平日对自然事物的体察，逐渐领悟到中西画理的相通之处，开始努力将西方绘画中的透视、对光影和色的描写表现等技法融人自己的绘画创作中，不断地尝试与创新，从而形成了一种鲜明的风格，为岭南画派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高剑父1914年从日本返回上海，大力提倡“美术革命”、“国画革命”。这一年他刊行了《剑父画集》。

1921年，高剑父与老友陈树人、五弟高奇峰以及弟子容大块等一起倡导“新国画”，并筹办了“第一次美术展览会”，展出了许多从思想内容、题材风格等方面都完全与旧形式的国画有鲜明区别的新国画。他号召“高举艺术革命的大旗从广东发难起来”，挺出“艺术大众化，大众艺术化”的口号，这些理论与口号，在当时的国画界引起很大的震动。在《我国的现代国画观》中，高剑父提出：“不管什么画派，也不分中国和外国，都以去芜存精，一炉共冶，创立出一种不脱离民族风格而又推陈出新的现代新国画。”

高剑父认为，反对改革国画的人就是主张复古的人，是不懂得艺术也要革命、要前进的人，唐宋元明清历代各派画家都有长短，学者如“定于一尊”，就会产生门户之见，抑彼扬此，阻碍绘画艺术的创作发展，赶不上世界文化艺术日新月异的潮流。他的这些主张反映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走在趋势前列的徐悲鸿、林枫眠及岭南画派的艺术成就和影响，都证明了高剑父论断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