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些画家脱离生活 作品贫血(2)

刘仑：美专毕业之后，我便开始从事美术教育工作。1934年，参加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次年又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及广州现代版画会。我整个青年时代...

刘仑：美专毕业之后，我便开始从事美术教育工作。1934年，参加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次年又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及“广州现代版画会”。我整个青年时代的艺术实践都与民主革命和抗日救亡运动紧密相连，尤其忘不了1934年文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是“为艺术而艺术”，一是“为人生而艺术”。之前，我受西方美术教育和中国传统国画教育的影响，而之后，我认识到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确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艺术观。我拥抱社会，投入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我写社会、写斗争、写人的爱、写自然界的美。
记者：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版画运动”是20世纪上半期非常重要的美术事件，您当时有没有直接和他通过信、见过面？
刘仑：我的木刻版画受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与我们这帮青年的关系，是五四运动精神的延续，但我那时候还没有直接和鲁迅联系过。不过，当年我的5件石刻作品拓片被广州现代版画会邮寄到鲁迅那里，受到了他的肯定，被他收藏保存下来。现在，分别由上海鲁迅纪念馆和中国美术馆收藏。
记者：说起版画，广东一直有优良的创作传统，曾涌现出赖少其、黄新波等一大批优秀版画家。但现在出现了版画家纷纷转投其他画种的现象，对此，您如何看？
刘仑：画法各异，但画种平等，没有高下之分。广东以前的版画很强，但现在好像没人提了。在这样一个艺术消费的时代，版画家不吃香了，版画作品不好卖了，这不公平。
记者：版画家的这种境遇，是不是反映了美术体制的某些弊病？
刘仑：彻底改革美术体制很难，矛盾始终会存在的。艺术上的事，牵涉到其他因素就很难说了。
谈创作
缺少生活，热情再高创新也受限制
记者：从1955年到1963年，您曾4次重走长征路，其中两次是独自一人上路。当时正值我国的困难时期，途中的艰难险阻可想而知。到底是什么促使您做出这样的壮举？
刘仑：我对红军是有感情的，对革命是有感情的，对“为人生”的艺术是有感情的。我控制不了这样的感情，就要自己重走几遍，认真感受着红军过草地的峥嵘岁月。那时，我创作了一批作品，油画《红军过草地》算是最重要的作品了。
记者：《红军过草地》曾入选教科书，是几代人的记忆，您是如何创作这幅巨作的，其间有哪些难忘的故事？
刘仑：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油画创作，马马虎虎了。这幅作品是在北京创作的，当年，我们住在家徒四壁的房子，空间非常狭小。为了画这幅画，我查了不少资料，也找了不少人做模特。画面上最前面的“指导员”的原型，其实是一个修鞋匠。有一天，我在家门外看到一个修鞋匠，相貌很像军人，一下子触动了我，我就把他请到家里做我的模特，按照他一天的赢利给他工钱。若不是碰上“文革”，我准能创作更多红军长征题材的美术作品。“文革”期间，《红军过草地》竟被诬为“黑画”，我也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被押送陕西军分区大荔农场改造。但我心里依然很倔强，你说我是“反革命”，我这辈子偏要画革命画。当年，我和黄胄在一个美术工作室，他被押到甘肃天水接受改造，都很惨。
记者：根据自己丰富且“独特”的写生经历，您如何看当下艺术家的创作？
刘仑：现在的一些画家比较脱离生活，他们的作品比较“贫血”。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缺少生活，即使有些画家创作很热情，但追求创新也受限制。有些画家依靠照相，用相机拍下来后就在家临摹，都不是靠手、脑、眼睛到现场去素描的。但是呢，要的钱反而就越来越高了。老是说创新，什么力作、精品，都是假的。这么搞，怎么能把中国的作品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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