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批评组织没有意义，而是没有触及这个领域公共关注的“神经”与痛觉罢了。硬挺着的批评家年会，在我看来更像当代艺术界一个充满争议的“产品”。其承载的公共属性和价值属性的信息都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

没有黏合力的批评家年会，也只不过是一个看上去拥有“僵尸粉”的大号，每年都需要其他人来批评和促进。有必要提的是，西安真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挤走一个独立批评者岳路平，却迎来了一大批江湖义气和体制味道浓重的批评家集群，甚至他们从意识上根本忽略了还应该去关注自己的批评同行岳路平的命运。此前批评家年会邀请了我两次，都没有参与，我的顾忌是，没有新架构和新关系生成的老结构，如何融合新的观点与彼此关注“触点”的不同。当然还不包括新晋获得第二届523当代艺术思想论坛批评奖的朱其认为的“论资排辈，说场面话的‘体制外的新体制’现象”。

批评家在和谁说话?老栗宁愿去参加广州一位艺术家的展览，也不愿意参加这种群体性的聚会，我想这个“产品”的设计上一定有缺陷的。批评家年会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当代艺术价值形态上创新的对话和某种判断价值观信息的输出平台。

批评家年会却正在成为江湖体制化的一种标准，“没国企的命，得了国企的病”，就像国企开会一样，不痛不痒无法激荡出它的影响力和效能出来，而批评与艺术家群体的关系又存在着巨大创造性的空间，这种空间正在变成“黑洞”，或许是这种“产品”的破坏力导向了艺术生态场的价值观混乱，可能真的要严肃对待和分析这个“产品”毒性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