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西方人看起来很尖锐，这是需要的。他们一直对我做这事难以接受，对此，我还是那句话：既然利用国家力量，实现了个人作品，就要承受质疑，坦然面对后果。

作为艺术家，我希望看到自己民族在奥运会开幕式上有创造力。在全球习惯认为中国制造全是廉价商品的印象里，告诉世界，中国人也有创意，也有很多招数，也能浪漫和好玩。

事实上，利用国家的机会实现自己的作品，这样的探索在艺术本身就很重要。这在西方也是很了不起的事。

新京报：你提到的“后果”是否影响你在西方世界中与美术馆、艺术机构的合作？

蔡国强：我相信要靠自己的创造力和艺术理念来做作品，而且要有普通人与世界共鸣的东西。

《农民达芬奇》刚结束在里约热内卢的展览。巡展开始20天就有30万人来看，最后整个巴西每一百人就有一人看过。这就是普通人与世界共鸣的东西。当然也不能说我的作品中没有讨论政治社会的东西。

我创作《农民达芬奇》，就是希望通过艺术传递中国农民个体的生命力和自由精神。同时也表现作为弱势群体的他们，在世博会这样一个重大国家项目的语境里，也有一个位置展示他们个体的精彩。这就包含了我对政治社会的关注，但这不是我做艺术的目的。我做艺术还是根据我个人的性情和艺术的创造课题来做。

新京报：你的创作一直是和美术馆、艺术机构合作，很多时候都是他们出资。在和各种系统、体制合作时你所坚持的艺术原则是什么？

蔡国强：得到系统支持时，你仍然应随时记住要挑战自己，也要挑战它，要开拓新的可能。过去我不是一个乖的艺术家，今天也不是一个乖的艺术家。很多美术馆都视我为烫手山芋，拿在手上也不是，放下也不是。

直到现在，我与美术馆的摩擦还是会有。类似我此次在澳洲做展览，有一个内容是让孩子策展，但美术馆方面坚持认为孩子不懂策展，他们想将标题改成“与蔡国强一起创作。”但这不是我想做的事。我就是要让孩子接触策展，这也是我此次活动的价值。

为此，即使在今天被外界视为成功艺术家，但你仍然需要坚持斗争。类似我此次为巴黎《白夜》项目所作的艺术计划，合同中主办方的权益中有一条不能改掉，即他们拥有最终决定取消部分或全部计划的权利。我就会加上一点：艺术家也有当他觉得不能体现其艺术理念时终止计划的权利。那好，我们就是平等的。你一旦过多干涉我的艺术，我认为它已经不是艺术了，我就会说Bye Bye。

有时候，策展人可能会觉得，请我来做艺术，结果发生让我不愉快的结果。这时，我会安慰他：在我做过一些事后，在今天我还会有事做不成。这证明我还有希望，还有价值。

谈符号 在世界主题下探讨中国问题

新京报：作为在国际上知名的艺术家，包括你、谷文达、徐冰等等，都会被讨论作品里中国符号的问题。有质疑认为你们在国际上的走红恰恰是因美国国际主义潮流下，中国符号为你们赢得了更多的关注。

蔡国强：我上世纪90年代做的“为外星人作的计划”系列，讨论的问题是宇宙、地球的话题。到美国以后，在原子弹基地炸了蘑菇云等。很显然，这个蘑菇云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大家还是能感受到我希望通过艺术述说的事，并不是中国那点事。

在美国生活以后，我就从之前的日本时代关注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转到对政治的关注，我的创作更多地介入大的社会议题。尽管在这个阶段，我也创作了类似《龙来了！狼来了！成吉思汗的方舟》等带有中国主题、中国符号的作品，但还是将中国放在世界的格局里，在世界主题下探讨中国问题。

其实，艺术创作最重要的是要归结到个人在艺术上的创造力。最终不是在说中国文化，不是在说西方人对中国有多么好奇，是你自己的艺术及其魅力。当然你的艺术后面有中国文化好的东西，类似中国的美学、哲学观点。与此同时还有你的幽默、个人的天性等。

新京报：你也不否认创作中会有中国符号。在这么多年的创作中，用或不用中国符号，你会有什么考量吗？

蔡国强：这里面的宽度就是你可以大胆地使用中国符号，也可以大胆地不使用中国符号。

其实说我是中国当代艺术家，我也觉得没有错。1999年，《威尼斯收租院》得了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大家容易认为我是凭借打中国牌而得奖。事实上，我是通过收租院的现场来展现艺术家的命运，把艺术家当作品来展示。在今天，威尼斯双年展可能更多元了。但我参加的时候，直接让艺术家成为作品来呈现的很少，大家认可的是我对艺术的一种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