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刘双舟解释说，《拍卖法》对买家也是有保护的，比如法律规定：拍卖前必须将所有拍品提前对全社会公告、印发图录，并公开预展，这就是将鉴定真伪的权利交给了买家。买家在预展期间就要动员资源去鉴定真伪，相比于商店购买，《拍卖法》对消费者的保护大都体现在拍卖开始之前。

刘双舟认为，“瑕疵不担保”作为《拍卖法》中的特例，如今确实被许多拍卖行滥用。但买家自身也有误区：“一旦举牌，则视为是对拍品和价格的认同。拍卖是几方竞价的结果，如果拍到了再退，前面的出价也就作废了，这样对前面出低价的买家不公平。”

作为拍卖公司的老总，赵涌也认为，如果可以退货，市场有失公正。在国内，买家只有在能够证明拍卖公司事先明知拍品为假，或者是有明显的失职时，才能得到退赔。当然，公司为其信誉考虑与买家达成的协议，则另当别论。

“过程要担保”

2003年，一家国内拍卖行遇到法国印象派名家阿尔弗雷德·希思黎(Alfred Sisley)的油画，工作人员四下寻找专家鉴定，均未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后来，得知法国有一个希思黎研究会专门研究这位画家的作品，公司就派工作人员前去送检。鉴定结果认为此画为假，拍卖行再退还给委托人。这一来一回总共花费10万元，但拍卖行最终在这张画上颗粒无收。作为圈内颇有口碑的资深拍卖师，华辰拍卖副总经理沈燕华以这件事情来说明拍卖行的鉴定流程。在她看来，对于金额巨大的拍卖标的，这样的投入是值得的。“不然，不仅画有可能卖不出去，信誉也会遭到损失。”此后，每当她向年轻同事谈及一些准则时，总不忘强调：“结果不担保，但过程一定要担保。”

作为中国艺术品拍卖界的标杆性人物，嘉德女掌门王雁南在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言将“守规矩”喻为嘉德的“宗教”。从嘉德工作人员向本报发来的业务操作流程来看：嘉德筹备每一次拍卖的过程中要经历“四层三维”鉴定流程。其一，为征集过程中的初步判断，不符合拍卖标准的标的即被过滤。例如，瓷器的初选率仅为万分之二至三。第二层是由部门专家会商征集到的拍品。之后，再征求外部专家意见。最后，是对上拍前的又一次复核。而所谓三维，则是指专家目鉴、文献档案的考鉴、科技手段鉴定。

嘉德在鉴定中的四个步骤也代表一种行业标准，在国内大拍中带有普遍性。匡时总经理董国强和赵涌均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征集时，拍卖行常常会放弃很多标的。“通常是因为真假存疑，或者不是市场热点。这样的东西即便收下来，也卖不出去。拍卖行在上拍一件拍品的时候也是有支出的。如果流拍，这些投入也就打了水漂。”沈燕华分析道。

在海外，拍卖行有相应的行业协会来监督，客户的认同也很重要。但在赵涌看来，国外的商业道德水准普遍更高，拍卖行的操作也自然更为规范。在中国，虽有工商局、文物局、拍卖协会等多个部门监管，但究竟如何界定拍卖行的行为是否尽职目前尚是难题。因而，“口碑”成为更重要的约束。毕竟，圈子就这么大，与委托人及买家的关系对拍卖行来说至关重要。恰如董国强所言：“毕竟赚的只是佣金，赔上的是名誉。这就是有信誉的拍卖行和一些只想做一锤子买卖的公司之间的差距。”

真假谁人定？

对《功甫帖》的质疑一出，苏富比亚洲区行政总裁程寿康当即向刘益谦表示，苏富比会组织全球顶级的博物馆专家，尤其是对中国字画有权威研究的专家对此件《功甫帖》进行鉴定。如果与上海博物馆的结果相同，苏富比公司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程寿康口中的所谓“全球顶级专家”尚是云深不知处，但他的话还是让人看到这家老牌拍卖行对买家利益承担一定责任的态度。

在苏富比《业务规则》中的退货条款就包括(但不限于)：“在收到任何导致买家质疑之真伪或属性之资料三个月内以书面通知苏富比”、“苏富比可要求买家索取苏富比及买家双方接纳之独立及行内认可专家之报告”。

“遇到有充分理由的买家，是有可能退货的。”沈燕华告诉本报。同时她也承认，最终能够退货的比例相对来说“极小”。以书画为例，按照她个人的经验：如果牵涉古代书画真伪的举证，则一般以博物馆专家的意见为准，若专家一致认定，拍卖行会退货；但若旗鼓相当的两派专家意见不一，则不退。若是碰到近现代书画的真伪纠纷，能够被采信的证据一般有早年的出版著录、画家与画作合影的照片以及画家明确提及此画的信札。“早期出版物主要指1980年以前的，这比较可信，也要看哪个机构、谁编的。”她说，自己就曾遇到有人为了粉饰一件赝品而出版一本“假”图录。“但相对而言，鉴别一本出版物的可靠程度比鉴定一件书画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