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市场中的价值

王时敏的地位成就及书画特点，决定了其作品在艺术市场中的起伏宕荡。但他的作品价值最终还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被人们发现和认可。

事实上，在清朝早期的康熙年间及乾隆时期，王时敏书画价格并不高，甚至比一般的在世画家还要低。高士奇《江村书画目》所著录作品的价格中，我们可以了解清初绘画市场价格的一般水平。价值高昂的仍然是宋元名家，真迹可达到数百两，如高士奇以600两购入《富春山居图卷》；王原祁也曾以500两的价钱买得李成《山阴泛雪图》。质量一般的作品，包括明四家的价格一般也都维持在数十两。而对于王时敏及其弟子的书画作品的具体价格，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事迹略窥一二。

名列“娄东十子”的王时敏二儿子王撰曾将家藏名公尺牍六册、王翚仿北苑山水一卷，以及其父王时敏手迹一卷共三件作品为抵押，当时的质银却才6两，即使当铺总是尽量压低价格，但也足以说明二王当日画价之低廉。恽寿平的生活则更为艰难，他屡叹知音难求，可知欣赏收购其画之人实在是少数。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包括王时敏在内的四王书画价值尚未被大众所认识。同时也是由于当时艺术市场异常激烈的竞争所造成。如身在南京画坛的龚贤，1669年题《程正揆山水册》就指出：“今日画家以江南盛，江南十四郡以首郡(南京)为盛，郡中著名者且数十辈，但能吮笔者奚舍千人。”

至乾隆末年和嘉庆时，即使在四王影响最为集中的娄东本地，王时敏书画的价格也还是未超过100两。对此我们通过另一则史料来进一步验证。如《江村书画目》著录了王翚的《千岩竞秀图》与《乐志论图》两件长卷，其时市场均只值4两。这一价格的可靠性也在王翚本人的书信往来中得到证明。《清晖阁赠贻尺牍》所载嘉定张云章致王翚信中以4两为资求得王翚画轴一件。而休宁陈维垓去信表示以银6两为润资托王翚作画两幅。另外，王时敏曾在1666年向其子抱怨道，说备受他提携的王翚竞不肯接受以八两银子的价格作五件山水手卷。王翚的不满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不管怎么说，均价一点六两相对其市场价三至四两来说要少了一半。这也看出其书画作品在当时的市场行情。王翚作为四王之一，其书画价格与王时敏应该相差不大，因此可以略窥他此时的价格情况。

王原祁也不例外。乾隆六十年，北京一位藏家想要出售王原祁画轴，大概在京城找不到合适的买主，于是拿到外地寄售，谁知只卖了21两左右的价钱，实在看不出其书画在市场上的受宠。这一价格甚至比不上市场一般的画家，如年长王翚十岁的前明逸民徐仿《致公莱书》标明其一件册页的价格：此册必要精金十二金，仆画从不索虚价也。由此可知，即使与在世的其他画家相比，四王价格也并不据多少优势。

不仅如此，《清稗类钞》也记载了一条趣闻，可以看出乾隆时四王的市场状况：

乾隆时，傅文忠公恒以椒房贵宠，盛极一时，会大小金川告平，高宗亲为赐寿，朝野上下争相债问，文忠不欲耗海内财力，乃告左右曰：凡以四王、吴、恽书画馈我者受之，他则否。时去四王、吴恽之世仅百数十年，尚不甚宝贵也。斯语一出，而四王吴恽书画为之一空。

这反映了其时四王并不为大家所看重，在价格方面也并不十分昂贵。

在嘉庆道光年间，在江南地区，四王价格甚至更为低廉。元画价格尤其是元四家高高在上，黄公望最高价格可以达到800两。吴门四家的价格也较高，仇英可卖到500两的高价。而见诸记载的王时敏的画价则均未超过30两。

然至咸丰同治年间，王时敏等“四王吴恽”的书画价格却骤然上升，甚至达到千金的疯狂程度。这令鉴藏家李芝陔不得不感叹道：“明时书画，索值尚廉，故收藏家多。今三王吴恽精品卷册巨迹，有至千金者，穷措大何与多钱贾争胜耶”。四王市场价甚至超过了元四家的作品。当时的收藏大家叶德辉也已敏感地察觉出这一现象，吃惊不已：四王一幅之值乃十倍宋元，着实让人对晚清时的市场竞争感到不可思议。同样，作为鉴藏家的梁章矩也观察到了这种现象，他在《退庵所藏金石书画跋》中写道：“吴中石谷画迹声价已高。”

由于人们对四王作品的喜好，引发了市场对四王之作的购买热潮。因此流通在市场上的四王作品数量剧增。通过翁同龢的日记，我们可以发现在同治年间，每天出入琉璃厂的翁氏所见到的绘画作品中，四王竟占半数的比重。虽然不知其中真赝如何，但至少可说明了市场还是以四王为主流。以致王原祁的《竹溪松岭》与《九日适成》两幅画竟让景其浚花去了500两白银，完全可以跟宋元名迹一决高下了。景氏其时新任阁学不久，内阁学士虽为从二品的高官，尽管如此，500两至少占其年度进项的八分之一。可知晚清咸丰同治以来四王的价值重新被发现，其画价在市场中飙升，成为这时期鉴藏圈一道引人注目的现象。至此，四王绘画作品迎来了市场真正鼎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