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商圣佳拍卖公司开始隶属于商业部，后改制更名为中贸圣佳拍卖公司。刘亭任董事长，易苏昊任总经理，樊则春任副总经理，后来聘我为顾问。刘亭是刘少奇的小女儿，公司成立大会很多政要都来参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为公司题写了牌匾。

按照国家文物局拍卖公司试点规定，中贸圣佳只能从海外征集货源，这对中贸圣佳是很不利的。但是，刘亭善于用人，她从中国历史博物馆挖来文物征集部主任易苏昊任总经理，很快就从香港收藏家张宗宪和日本友邻博物馆征集到货源，并且最早推出西洋钟表拍卖专场、当代前卫派绘画作品拍卖专场，把中贸圣佳办得红红火火，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最高纪录很多都是中贸圣佳创造的。特别是为国有博物馆提供《研山铭》《孔子弟子图》《郑燮手书四书五经》、明《素三彩观音造像》、郑板桥《手书四经五书册》等，中贸圣佳为国家博物馆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1996年，故宫博物院从北京翰海购藏到沈周《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手卷。此手卷原为徐世昌旧藏，“文革”期间徐氏后人被抄家，此卷存放在故宫博物院。1982年朱家晋编撰故宫藏品集《国宝》，选入了此手卷。后来落实中央查抄退还政策，此手卷退还给徐氏后人。当徐氏后人将此手卷送到北京翰海拍卖时，秦公及时向故宫博物院通报了情况，故宫博物院以880万元在拍卖会上完成了购藏。

2000年，在拍卖市场上发生两件颇为震动的事情。一件是易苏昊代表北京保利集团从香港佳士得、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回圆明园流失的重要文物——兽首，北京市文物公司秦公从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购回圆明园流失的清乾隆酱釉描金描银粉彩青花镂空六角套瓶，影响巨大，保利集团由此名声大振。另一件是秦公不幸英年早逝。秦公是北京翰海总经理兼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文博研究员。因为他对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和他崇高的人格魅力，在全国乃至全球的同行心目中都有着深刻影响。他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的消息传遍业内，两三千人赶到八宝山为秦公送行，场面十分悲壮。我应家属的要求，主持了这场追悼会。

宋徽宗《写生珍禽图》手卷也值得一提。此手卷著录于《石渠宝笈》，流落日本，被日本友邻博物馆收藏，华人收藏家从日本买回后先送到中贸圣佳。中贸圣佳请徐邦达鉴定，徐先生认为，此图虽然著录于《石渠宝笈》，但并非宋徽宗亲笔所作，中贸圣佳只能退回藏家。2002年，藏家又将《写生珍禽图》送到中国嘉德，中国嘉德又请徐邦达鉴定，徐先生经过一年的思考，重新鉴定为真迹——是宋徽宗当皇帝之前所作。中国嘉德为慎重起见，又请启功、朱家晋、杨仁恺、傅熹年、章津才等先生鉴定，大家一致认为是宋徽宗的真迹。

宋代皇帝的绘画真迹出现在拍卖市场，这在当时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中央电视台对此件拍品拍卖情况进行了现场直播，这也是央视对于文物拍卖市场第一次进行现场直播。拍卖现场引来了众多收藏家，杨仁恺亲自带来东北购买团参加竞投。但是，因为那时大陆收藏家对于文物的价值还缺乏认识，所以拍卖会上竞价到1500万元以后，大陆买家全部退下阵来，仅有尤伦斯的代理人吴尔麓的儿子吴同与台湾林百里的代理人王振松轮番竞争，最后被尤伦斯代理人以2530万元竞得。尤伦斯还放了一个烟幕弹，说是此图被美国波士顿博物馆买走，迷惑了新闻媒体。直到7年以后，尤伦斯才在香港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是被他买走了。

在第一次拍卖高潮中，中国嘉德成立和北京翰海首拍值得特别提及。

中国嘉德原名为中国嘉德国际文化珍品拍卖有限公司，1993年5月18日在北京长城饭店成立，陈东升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王雁南、甘学军任副总经理。

中国嘉德与此前的上海朵云轩与此后的北京翰海、北京荣宝、四川翰雅4个拍卖公司情况不同，它是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成立的董事会领导下的股份制公司，由中国对外贸易运输总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广州分行、中国画研究院等13个股东单位组成。新的机制充满着活力与朝气，展现出先天性的优势与生机。与之相比，另4个公司都是由国企分蘖出来的机制老化的子公司，所以中国嘉德一成立就以崭新的面貌和灵活的运作方式，活跃在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

1994年3月27日，中国嘉德首场拍卖会在北京长城饭店举行，推出“中国书画”“中国当代油画”两个专场。此场拍卖会上出现两件超过百万元的文物，一件是齐白石的《松鹰图》，以176万元成交；一件是张大千的《石梁飞瀑图》，为图录封面，以209万元成交。这两件作品都是经过文物鉴定部门鉴定盖有火漆印允许出口的文物，因为标价为10万美金，约70多万元人民币，外商嫌标价过高，几年间都无人问津。此次以高出底价两倍多的价格成交，充分显示出拍卖是提高中国文物艺术品价值的最好商品交易形式。在中国嘉德首场拍卖成功以后，我还特别撰写了一篇文章——《嘉德拍卖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