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施济众、扶危济困、热心公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代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民间士绅、百姓都是这种观念的倡导、力行者。中国传统家训中就有极为丰富的公益教化内容。

古代的思想家们无不强调仁与爱的统一。仁爱的根本要求是爱人、助人、利人。这一传统在家训文化中可以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阐释和发挥。

首先，家训作者都把尽自家财力、物力资助贫苦族党乡人视为为人处世的基本准则。许汝霖的《德兴堂家订》告诉子孙要俭朴，婚丧祭祀从简，用祝寿、祭祀等省下来的钱，济孤寡、助婚丧、立家塾。杨继盛临终撰家书嘱咐儿子“户族中人有饥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济”。在这方面，被宋元明三代皇帝旌表的浙江浦江郑氏家族在其家训《郑氏规范》中规定得更为具体：对族人要多加体恤帮助，缺粮者每月给谷六斗；不能婚嫁者助之；乡邻无家可归者给房屋居住；无子孙的乡邻死亡后，给棺材安葬。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自幼家贫，为官以后生活条件才得改善，但他并未将所得俸银留作自家使用，而是要堂弟分给亲友、乡邻。《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的家信，至今读来仍令人嘘唏不已，赞叹其高风亮节。信中谈及族人吃糠咽菜的贫困生活时写道：“每一念及，真含泪欲落也。汝持俸钱南归，可挨家比户，逐一散给”。他并且开列了这些族人及亲友、同学的具体名单，要求堂弟将俸银全部分完：“敦宗族，睦亲姻，念故交，大数既得；其余邻里乡党，相周相恤，汝自为之，务在金尽而止。”据《清史列传·郑燮传》记载，他这种乐善好施的行为直到晚年都没有改变：“晚年归老躬耕，时往来郡城，诗酒唱和。尝置一囊，储银及果食，遇故人子及乡人之贫者，随所取赠之。”

其次，许多家训都特别强调周济鳏寡孤独。《郑氏规范》要家人对“鳏寡孤独果无以自存者，时周给之”。韶山毛氏宗族的《家劝》，用歌诀形式训诫族人“矜怜孤寡”：“天下穷民有四，孤寡最宜周全。儿雏母苦最堪怜，况复加之贫贱。寒则予以旧絮，饥则授之余粮。积些阴德福无边，劝你行些方便。”郑板桥要求幼子应经常将自家的纸笔墨砚，送给众同学。尤其是“每见贫家之子，寡妇之儿，求十数钱，买川连纸订仿字簿，而十日不得者，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至阴雨天不能即归，辄留饭。”(《郑板桥集·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既帮助别人又不伤对方的自尊，考虑得何其周到！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些开明的家长如清代的蒋伊还在家训中嘱咐家人，丈夫死后，不仅应鼓励寡妇再嫁，而且要给予资助。

积极倡导家人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的内容在传统家训中也不胜枚举，大到造桥修路、筑堤防洪，小到免费供应茶饭，几乎无不涉及。家训作者们告诫子弟家人对公益事业要积极支持，仗义疏财，出钱出力予以赞助，不因善小而不为。如《袁氏世范》就说“乡人有纠率钱物，以造桥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随力助之，不可谓舍财不见获福而不为。”因为桥、路安全，别人受益，自家也同样受益。明代袁黄的《了凡训子书》将“兴建大利”作为积善的重要途径之一，要求子孙“小而一乡之内，大而一邑之中，凡有利益，最宜兴建。或开渠导水，或筑堤防患，或修桥梁以便行旅，或施茶饭以济饥渴。随缘劝导，协力兴修，勿避嫌疑，勿辞劳怨。”《郑氏规范》对子孙应从事的公益事业项目制定得极为详细，譬如要子孙当尽力资助修桥补路，“以利行客”；建药店“收贮药材”，以治邻族疾病；自六月到八月，在交通要道设立茶水供应站，招待过往行人；辟一块地设“义冢”，供无地的穷人葬身。

积谷储粮以备荒年赈贫，或者灾荒年月减免租税帮助穷困佃户乡人，是许多家训都详细规定、多加训诲的内容。蒋伊的《蒋氏家训》言“积谷本为防饥，若遇饥荒，须量力助人。不得因歉岁反闭粜以邀重价”；“不得逼迫穷困人债负及穷佃户租税须宽容之，令其陆绩完纳。终于贫不能还者，焚其券。”《许云邨贻谋》中叮嘱家人，要存粮以待歉年帮助乡邻。在丰收谷贱年景，应尽家之财力，多购粮食储存仓中，遇到歉收之年，以较低价格卖出；借给乡邻的粮食，等到丰收年景收回即可，不收利息；如果“邻里岁时馈燕，急难贷恤，必洽欢尽诚”。陈龙正的《家矩》告诫家人要讲究人道，周济穷人，且不可乘凶荒之年抬高粮价，牟取暴利。他告诉子孙，自己与父亲每年青黄不接时，都会减价十之二三，卖出几百担米以帮助饥民，并要他们继承这一传统。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家书中，倡议效仿朱熹创立的“社仓之制”。先由自己出钱捐谷二十石，在家乡建立社仓，除自家每年增之以外，还动员附近富家捐粮增加储备，以便凶年赈助乡里贫民。这种倡富济贫的做法，大有助于乡里穷苦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