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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美术的历程可谓波诡云谲，气象万千。在历经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的巨大冲击之后，随着国力增强和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恢复，中西方美术博弈格局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其突出表征是，在解构、颠覆、反讽的艺术浪潮之后，一个立足于本土文化根基，重申东方美学价值观，重建中国美术话语体系和主体地位的建构时代即将来临。凭借这种文化自觉，中国美术在国际上也常有反客为主之表现。有趣的是，一些习惯于以政治意识形态来定位中国美术的西方策展人也开始从善如流，努力地以多元文化姿态来积极评价中国当代美术。总之，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中国当代美术都已走到以建构为核心的历史拐点上，它所获得的历史机遇将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风格”的提出，是建立在双重背景之上的。背景之一，是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后殖民文化的盛行及产生的消极影响；另一背景则是晚明以来中国数代美术家所积累起来的现代性经验。二十世纪90年代始,西方策展人以自己的意识形态想象构造出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形象”，致使渎神、泼皮、解构、艳俗之风广为流行，由此形成的话语霸权极大地误导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美术乃至中国社会的判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风格”的提出就有了鲜明的文化针对性，具有了拨乱反正之义。同时，此语既出，那么担纲中国当代美术国际形象重塑之重任，已在义理之中。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尤为紧要，那就是“中国风格”绝非古典主义的简单翻版，而是以数百年现代性经验为基础的概念。自晚明中西美术正面碰撞融合始，在数百年的历程中，中国美术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现代性经验，只因其不合西方一元化现代性标准而被其忽略，流风所至，国内学者也大都对此装聋作哑。“中国风格”的提出，迫使我们重估这被压抑的历史，唤醒那些沉睡已久的现代性经验及相关成就。将“中国风格”置入上述双重背景中，其文化战略意图就会逐渐明晰起来：在反拨后殖民风的前提下，在总结数百年尤其是新中国60年现代性经验的基础上，建构具有东方美学价值的中国当代美术风格和话语体系，在全球化语境中，做大做强中国美术主体，并使其价值观具有普世性。

 

　　再说“时代丹青”。此语意在强调作品的当下性。那么，何为当下性？这一点，学界争议极大。在西方策展界，当下性含义单纯而明确，无非三点：个人经验至上，反思、批判当下问题，再加上不断翻新的语言实验。字面上看，这三点并无不妥，但细究起来仍有问题。比如，个人经验至上会压抑公共经验、宏大叙事的表达；过度的反思与批判会自行消解建构的必要性；不断的语言翻新的直接结果就是为创新而创新。很显然，这种当下性是西方直线性“一根筋”思维的产物。与此相比，“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所理解的当下性就要宽泛得多，灵动得多，也通透得多。从参展作品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多义交迭的当下性。归纳起来，大体有这样几个方面：1、社会主流价值观与公共经验叙事；2、东方审美观及趣味的当代表达；3、民间生活与底层叙事；4、发展中国家自然生态图景的呈现；5、个人对时代变化的心性感受和由此产生的焦虑与反思；6、对传统写实主义图式的诸种修正性实验。宽容、多元的当下性观念，让“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有了一个极为丰满的当下性面貌，让观者获得了多层面、多义性阅读的可能，而这一可能说到底正是当下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多义性所赋予的。

 

　　近百年来，中国的美术与文化一直处于“不破不立”、“破坏即创造”的激进而又古怪的模式中，经过百年阵痛，交了百年的学费，才换来今天以“中国风格”、“中国现代性”为核心的文化建构时代，其意义之重大，可想而知。因而，“中国风格·世纪丹青——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以其学术敏感与文化自觉率先进入中国当代文化建构的历史程序中，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责任与担当。

 

   作者介绍

    张晓凌，1956年10月生于安徽。1979年毕业于安徽阜阳师范学院艺术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91年获博士学位，导师为著名学者王朝闻、刘纲纪。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副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生院院长，现任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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