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源于激情，激情本自信念，但激情和信念又都根于生活。徐青藤在创作上之所以能以“狂花扑水，乱云堆岭”的气势崛起于明季画坛而彪炳于后世，其根本原因正是个人命运与冷酷的社会现实发生了剧烈碰撞后而进溅出来的火花；八大山人这位绝世怪才，他的艺术个性则来源于那种国破家亡的深悲孤愤的发泄，是生命的呼喊和灵魂的震撼。这一点，著名画家郑板桥曾用一首诗加以概括：“国破家亡有鬓总皤，一囊书画做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在国外还有梵高，如果他不是那样地渴望生活，但又是那样地被生活无情地逼上了绝路，就不会使他的艺术喷射出火焰一般的热情来。毕加索称得上是在艺术形式上玩尽了花样的艺术家，因此曾有“艺术上的变色龙”的绰号，但归根结底他又绝不是形式主义的艺术家。他在艺术形式上进行的种种探索，无不是来自对生活的感受与思考。他所以要把物象夸张、变形、扭曲、打碎，然后又重新组合起来，目的就在于要把生活更深刻、更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创作的那幅著名的《格尔尼卡》虽然运用了夸张变形的手法，却表现了生动的气氛和丰富的内容，有力地揭露了法西斯制造的战争罪恶，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为此，如果说艺术作品是“精神的闪光”，那么，这种“闪光”决不是“情无景不发，景无情不活”。这是中国画家早就悟到了的艺术规律。但是一个画家如果不深人生活，投身入大自然中，那他胸中的丘壑从何而来呢?而胸中没有丘壑，那创作势必要在他人的笔墨中讨生活，所谓“创新”，因其缺少生活的底蕴，充其量不过是搬弄概念化的山水树石、玩弄笔墨的游戏而已。反之，画家在投身大化、师法自然的过程中，使主观情的思得以抒发，在大自然的陶冶中参悟生活的本义和艺术的真谛，则促成了艺术的升华。“以形媚道”、“寄意象处”是传统画论中经常提到的艺术法则，但欲“媚道”，首先要“悟道”；欲“寄意”首先要“立意”。而悟道和立意，都来自“功夫在诗外”的努力和修养，而在多方面的修养之中，离不开对生活的感受和思考，没有后者，就会“心为物蔽，情为笔役”，永远进入不了超越表象的高层次的艺术境界。 　　

有人讲，看当前的一些中国画作品，总让人有一种浮躁感。我认为，风格上的浮躁是情绪上的骚动的表征，也是缺少深切的生活感受的反映。画家如果没有对生活底蕴的发掘，没有对艺术真谛的领悟，那就只能在形式花样上争奇斗巧，甚至以粗率为豪放，以丑陋为神奇，标榜吹嘘，从而在艺术中杂进了虚假和欺骗。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生活的认识和态度，不但关系到艺术创作的成败，而且直接关系和影响到了艺术家的品格问题了。 　　

由于对现实生活的冷漠，有些画家安于闭门作画，出门表演，使中国画的艺术价值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对于观者而言，也只有寄托着美妙情思的作品，才有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自宋元以来，梅兰竹菊之所以成为经久不衰的传统绘画题材，除了各种笔墨技法的探索之外，还因为它们一直是作为人品的象征被反复表现着。从这一方面说，在文人画家那里，它们一直没有脱离生活的土壤。前人在一花一木中，抒写着画家对生活的思考与追求，一件成功的花鸟画，它不但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也给人以智的启迪。 　

实践证明：疏远了生活的人，生活也会疏远他；离开了泥土，就没有鲜花。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给艺术家提供了施展个人艺术才华的广阔天地，通过对生活的观察、体验、积累、思考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境界，同时也严峻地检验着每一个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