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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春图 展子虔作   

    本文尝试从学理层面——而不仅仅是史料层面——对由丹青到水墨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理路进行澄清。

(一)

     像其他民族的绘画一样，中国画的早期形态也受制于最基本的物质材料，并在物质材料所能企及的轨道上行进，而并非必然地导向某个我们后来知道的目标。这是我们理解中国画历史首先应当尊重的一个基本常识。

     在绘画工具和绘画材料、介质方面，早期的中国人和其他民族都大致选择了自然界硬质石块或比较容易获取的动物的毛，以之代笔或以之成笔作为绘画工具，且所使用之颜料也大多为自然界的一些矿物质或植物的汁液。至于绘画所用之介质，也大致不出岩石平面、木头平面、陶器表面以及一些动植物的皮、织物等范围。对于绘画对象的选取方面，尽管中国早期绘画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就是大多以目之所及的东西作为绘画内容，或由此提炼出自己的绘画符号。关于早期绘画的目的性问题，虽然有关人类艺术活动之起源问题有多种说法，比如劳动起源说、精力过剩说、巫术说等等，是近代以来西方艺术史研究取得的成果，但套用在东西方绘画上却并无太明显的区分，因为种种说法都可以在东西方早期绘画中找到例证。需要解释的是，东西方早期人类固然在环境、民族思维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过这种差异的作用范围只在于造型特点、语言组织等绘画观念层面，而未必直接作用于我们后世所看到的画种上的区分。即从早期的绘画形态来看，我们并不能推导出丹青、水墨的肇兴必然出现在中国的结论。因为，绘画方式与思维、观念等精神性的东西之间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对应关系。比如，汉以前的中国帛画经常使用清油打底再敷彩的做法，这与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木板绘画的绘制方法就非常接近。至于漆画等工艺性非常强的画种，东西方在绘画手法上的差异则更小。因此，无论丹青还是水墨，在其萌生甚至蜕变的过程中，都未必存在后世看到之结果的必然性。历史总是充满着各种机遇与选择的可能性，中国画之所以最终走出了自己的路径并与世界其他民族的绘画相区别，关键应在于历史形成过程中我们沉淀、积累、固化的一些东西，同时又改变、扬弃甚至否定了一些东西。绘画的形式、思维等方面的蜕变和演进本身就蕴含着许多可知和未知的历史巧合。此外，诸如绘画之外的因素(如社会动荡等)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这些因素都使东西方艺术最终走向了殊途。

     以此视角审视中国画由丹青到水墨的历史沿革，我们认为，中国画经历了一个由绘画物质材料起决定作用到以艺术趣味等精神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变化过程。当然，丹青阶段的中国画并非没有精神性因素的作用，水墨阶段亦非无物质因素的作用。而是说，当物质材料的因素累积到一定程度之时，必然为从事绘画者提供许多的方便。绘画之发展、变易可供选择的空间因此而扩大，绘画的花样也得以更新。而在众多的花样翻新中，人们总是选择与自己之艺术表现需求和欣赏需求更相合的种类。于是，这些种类就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人力、物力资源亦不免向之倾斜。先秦时代的画家们聚焦于丹青绘画，而在唐代完成了由丹青向水墨的蜕变，就与这种物质材料的累积有关。可以说，仅有唐代极致化的丹青绘画并不一定导向水墨的产生，而是唐代绢帛制造技术与前代的不同为水墨的绘画表现创造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之后，其他的因素(如丹青绘画中积累的极为丰富的笔法经验等)才可能引发相关的变革。在此过程中，精神性的因素既是变革的直接驱动力，又是一个受纳器。没有中国人内心世界由外向转变为内向的变化，水墨画也是缺乏必要的接受“屏幕”，由丹青到水墨的转变也不可能持续下来，并沉淀为一种新的绘画传统。不过，我们也应看到，精神性因素在历史中发生作用的过程无疑要滞后一些，即在最初的积累阶段，精神性因素的成形过程要落后于物质性因素;而一旦成形之后，它的稳定性、作用的可持续性又要强于物质性因素。物质性的变易相对容易，而精神性的变易则需要重大事件的触发以及长时间的蜕化。中国画由丹青到水墨的历史变迁也大体遵循以上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