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著述体例：从通史写作到专题研究

王羲之研究既是中国书法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与重点，同时也是难点所在。年代的久远、史料的阙如、传世墨迹之有待甄别、传说之不可靠等等诸多问题，限制了在相关学术领域内的研究进展。然而在另一方面，研究条件的制约客观上也使得王羲之研究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兰亭论辨”时期的“显学”，逐渐蜕变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专家之学”。也就是说，无论是从新时期书法研究阵营中所分化出来的“书法理论”或曰“书法学”/“书法史”，还是在书法史研究阵营内部中的“史观派”/“史料派”两种研究范式中间，《迈世》一书所依托的研究框架显然更倾向于后者。为此，对于著述体例的甄选确定便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

从学术史上总结，这部著作也可以概括为从“通史研究”向“专题研究”的书法史研究体例的范式转型。概括近三十五年来的书法史研究的关键词，与其说是“通史的建构”，不如说是“问题的发现”。专题研究的兴起带动了20世纪最后二十年和新世纪最初十年来书法史研究的范式转型。很多细致入微的“小问题”被“大做文章”，以至于呈现出一种“从本体到外围”的趋向：为了开辟细节研究中的“新问题”，人们关注的书家，逐渐从“二王”这样的“书圣”、主流，过渡到明清的二三流书家甚至“非书家”（如学者、帝王、文人）书法；所研究的议题，也从笔法、章法等“内部”问题，转向书家交游、应酬等社会史的“外部”议题。同时，新出土材料与书迹的应用，也在极大程度上改写着“书法史”的序列本身，甚至成为一个可比“西学传入”之于书法史写作的意义的重要事件，考古学、文物学、文献学等交叉学科的方法和综合视角也随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实践。了解这一点，首先有必要回溯一下近年来“王学”研究的学术历程。

1999年，“《兰亭序》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召开，会后编辑的论文集《兰亭论集》，除了收录《兰亭论辨》一书所未收的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成果而外，也收录了80—90年代内地、香港、台湾和日本学者关于《兰亭序》专题研究的一批有代表性的最新成果。但整体来看，80—90年代的“二王”研究，却并非是以《兰亭序》研究，特别是《兰亭序》真伪问题为中心展开的。因此，尽管这次会议集中了60年代“兰亭论辨”以来《兰亭序》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应该看到此时期人们已在《兰亭序》研究特别是“兰亭真伪”问题的纠缠之外，开启了更为广泛的“二王”研究视野，并在研究方法、研究材料等方面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推进。相对而言，关于《兰亭序》真伪问题本身研究的现状，与关于“二王”其他传世书迹及生平交游方面所获得的系统进展，特别是祁小春、刘涛、丛文俊、邱振中诸先生等关于书法史研究的相关成果形成鲜明的对照。

应该说，从60年代的“兰亭论辨”转向80—90年代的“二王”研究，经过了新时期更为有素的学术训练和前一段时期学术积累的新一代研究者都在下结论方面显得更加慎重，在认真的书法史学者中间，在考古材料难以有所新发现、难以将讨论推进之时不贸然触碰“兰亭真伪”问题的想法和做法十分普遍。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整个80年代以来书法史研究“学风转换”的整体进展和学术思路，即一方面是在方法上尽可能全面、准确掌握材料——包括文献材料、出土材料，以及此前相关问题和以有研究成果的学术研究材料；另一方面，则是从“得出定论”、“取得共识”的60年代学术风气，转向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阐述，而不是急于“盖棺论定”。

21世纪以来，一些高水平的专业研究论文，取代了通史意义上的“书法史”；“论文集”和各种书法史专题研讨会，成为书法史研究领域许多一线学者主要的学术平台。研究专著与通史的不同之处在于，研究专著多为作者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和新见，而通史则一般为学界常识的汇编；研究专著往往是细小的局部观察；而通史则常常是诉诸于体系和整体性的宏大叙事；研究专著的结果往往是提交给学术界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检验的阶段性成果，而通史往往是定论。正因此，在读者对象的选择上，研究专著所诉求的理想读者，往往是本领域的专业读者或者学术界的同行专家，而不是入门的读者或学生。以至于有研究者论断，只有教科书三级以下的标题才能写成一部专著。具体到本书，作者在行文上的一些特色，又使得枯燥的研究过程本身成为一种抽丝剥茧式的娓娓道来，读之不禁引人入胜。这样就保证了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能够从中各取所需，而不仅仅是“专家之学”。

与此同时，作者鲜明的学术主张、严谨的学术训练通过这种体例表现得淋漓尽致，而这种善于从不经意处“发现问题”的提问方式，恰恰是作者引人入胜的学术特点。例如作者对于《兰亭序》中以“揽”代“览”字之不合理处的质疑。他在全面综述和评价了郭沫若、周传儒、周绍良诸家观点的基础上，以注释与正文文字相仿佛的篇幅进行分析，但也仍然只是谨慎地表明本文写作目的在于“提出疑问”，以待来哲。某种程度上，这种论调与“不求定论”的审慎态度，也成为新一代研究者在既有材料不足以支持定论的前提下，面对“兰亭论辨”遗留问题时的普遍姿态。

也许对于今天的研究者来说，不必再像王瑶、林庚等前辈学者那样，穷其毕生的研究功力，最终的目的只是为撰写出一部“中国文学（书法）史”。与之相反，以“清儒家法”来回应当代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并为朴学式的前者赋予更大的合法性，以实证的方法关注小问题，似乎已经成为以祁小春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国内一流书法史研究者的共识。换言之，从目前的研究取向来看，我国书法史研究领域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处在论战中的两大阵营——“史料”派和“史观”派中，前者无疑已经获得了更多的认同与追摹，而《迈世》可以说正是这一阵营中建立某种学术范式的代表之作。 

结语

 事实上，任何研究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研究者长期的沉潜，既要有“坐冷板凳”的决心与毅力，又要求“十年磨一剑”的积累与成效。尤其是对于书法研究领域而言，经历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面”为主的“书法学学科建设”这一必要的基础性理论建设阶段之后，现阶段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走向领域细分的“专业化”方向行进。以书法史为例，在断代史、书家个案研究、出土书迹研究、史料学、学术史等各个门类上，都需要展开实质性的后续研究，才能不断充实和丰满“书法学”这门学科的内容。但笔者相信，祁先生的代表作《迈世》作为当代书法史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让书法史研究在整个人文学科领域中赢得了尊重。基于此，笔者乐意向国内广大书法研究的专业读者和书法及文史爱好者推荐这部作者的集大成之作，也坚信它必将在日后撰写的书法史学史上成为一个新的路标。

祝帅  北京大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