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1924年生，湖南凤凰人。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16岁开始以绘画及木刻谋生。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民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创作水墨、水彩、油画、雕塑、木刻、版画，也写诗、散文、小说、剧本。出版多种画册，著有《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等书。

八十岁时，黄永玉写：“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八十脸皮太厚刀枪不入。”

九十岁时，黄永玉写：“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黄永玉曾说，平生最喜欢的是文学，第二是雕塑，第三是木刻，第四才是绘画，但前三项都靠绘画养着，因为稿费太低了。董桥也评价，黄永玉的文章第一，书法第二，画第三。对此，黄永玉老老实实地说：“对我来说，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是写文章，也比较快活，快乐的基础是好多朋友喜欢看我写的东西，那我就开心嘛。画画么，我的朋友也喜欢，但画画更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卖钱，卖了钱可以请朋友吃饭，可以玩，但画画没有写文章这么开心。”

2013年10月起，“我的文学行当—黄永玉作品展”在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巡展，展示的正是黄永玉的文学之长。

上海三剑客

抗战胜利后的上海，黄永玉、汪曾祺、黄裳“三剑客”结成好友，这是三人成长历程中相当重要的一段。1946年，汪曾祺在致沈从文的信中说：“黄永玉是个小天才，看样子即比他的那些小朋友们高出很多。我想他应当常跟几个真懂的前辈多谈谈，他年纪轻（方二十三），充满任何可以想像的辉煌希望。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我从来没有对同辈人有一种想跟他有长时期关系的愿望，他是第一个。您这个作表叔的，即使真写不出文章了，扶植这么一个外甥也就算很大的功业了。给他多介绍几个值得认识的人认识认识吧。”

黄裳后来亦回忆：“当年在上海，他和曾祺总是一起见访，一起小吃，吹牛，快活得很。他俩都是才人，所谈也都是妙事，不易忘记。曾祺到北京去了，通讯渐疏。永玉也在北京，想来他们一定过从甚密。曾祺的小说集《羊舍的夜晚》还是永玉为他作了木刻插图。想不到十六七年间他们见面不多。想来曾祺别有一个过从的圈子，我总想他们的不常在一起无论对曾祺还是永玉，都是一种绝大的损失。曾祺在‘文革’后期，入样板团，以《沙家浜》一剧名世，还上了天安门。当时我在干校，为此还挨了一场批斗，思之惘然。”

黄永玉与汪曾祺从亲如兄弟到淡如水，也许是大时代风雨洗礼的产物。汪曾祺逝世后，黄永玉回忆：“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他死了，这样的懂画的朋友也没有了。和他太熟了，熟到连他死了我都没有悲哀。他去世时我在佛罗伦萨。一天，我在家里楼上，黑妮回来告诉我：‘爸爸，汪伯伯去世了。’我一听，‘嗬嗬’了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这有点像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中，萧何听说韩信走了，先‘嗬嗬’笑两声，又有些吃惊、失落地说了一句：‘他居然走了。’我真的没有心理准备他走得这么早，总觉得还有机会见面。他走时还不到八十岁呀！要是他还活着，我的万荷堂不会是今天的样子，我的画也不会是后来的样子。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黄永玉回忆师友的《比我老的老头》一书中，没有写到汪曾祺。

香港忘年交

1948年，黄永玉从台湾到香港，起初没有住所，漫画家廖冰兄慷慨地邀请他到家里暂住，那时，廖家三十来平方米的房里已经住了好几个人。黄永玉在写廖冰兄的文章《米修士，你在哪里呀！》中说，廖冰兄根本没有发掘自己。后来黄永玉解释：“廖冰兄这个人，今天你们年轻人是不知道了。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就像一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像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杀出来的这样一个人，非常勇敢，每天画画骂国民党，在生死边缘战斗着。那是不得了的，要死的！那时候生活又很艰苦，谈不上日子过得好，生活琐事很多，孩子又小。我刚到香港，没地方住，他说住到我家里来，我住到他家里大半个月，看到环境很嘈杂，小孩吵啊闹啊，他半夜三更抱着走来走去，这是生活的压力。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的画面的组织才能，没有发挥出来。画面的组织才能，不是普通人能有的，你可以会画画，画什么像什么，组织才能显示一个人绘画的规模，廖冰兄是可以统率很大绘画的。哪怕他画一张很小的画，画面的控制能力也非常强，如果他没有碰到反右，没有被划成右派，没有受折磨，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家，一个大壁画家。壁画就是工程，不是个人能完成的，他是一个很好的统帅，很多年轻人可以跟着他一起画，那种情感是很高深的，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