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言之，我所理解的中国画的现代形态，在总体上有别于中国画的古典形态：中国画的现代形态尊重现实主义，切入人生和时代，却无须成为政治和政策的图解;它在中国画的美学思想和笔墨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变革，而有别于古代的中国画套路;它以开放的态度吐纳中外的艺术营养，而有别于西方现代派或现代日本画的形态;中国画的现代形态是在内涵上具有美、善和积极健康的现代精神，在艺术上呈现出高品位的学术品格，在形式上富有现代感和中国感的创造性的现代民族艺术样式。当现代性被普泛化，当主观张扬、个性突显、形式纯化、语汇简约及市场调控等主张成为艺术趋向，我们尤其不能忘怀的是所有艺术应该具有的精神内美。对中国画而言，尤其需要发扬的，还应有其独有的美学传统中的丰厚与新变，而不仅仅是图式和符号的简单挪用或标新立异。

　　中国画是一门传统艺术，又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民族艺术，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象征之一。20世纪的美术史，既验证了中国画的传统美学观念，也验证了它生生不已的活力。因其传统美学之深厚而必有恒并应有所守，因时代之变化和艺术自身陈熟生新之规律而必有所变，并因变数之不同而有渐变、突变与微变、大变之别，从而呈现出中国画在总体美学上的共性以及实践上的多样个性。这仿佛已经证实了我所总结出来的“艺有恒，亦有变，变非一;守其恒，变其变，通则久”的通变规律。同时，中国画作为一项事业，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如果每一位参与中国画活动的公民都具有爱护中国画的民族自尊心，如果有关的环节之间有共同弘扬中国画的民族集结意识，为高雅、严肃的中国画艺术建立起“创作—展出—评论—收藏—销售—欣赏”这样一个完整的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那么中国画会以更高的姿态走向未来。如果我们从幼儿时代就恢复国学和书画启蒙，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重视根性培育和中国画学美育，那么中国画自会根深叶茂而地久天长。

    回首20世纪，那是个古今中外文化空前交汇的时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世纪的中国绘画都极少有这样波澜壮阔、复杂丰富的文化背景，并因之有如此多向度的变革实验。时代的转换与变动不断地向传统发起挑战，给中国画出过那么多的难题，但中国画从没有被同化和打垮，却在适应或对撞中迎来了不断推陈出新的机遇，这不能不说是赖于它深厚的信根和艺术家们的执着。当我们将那些被批判、被误会的艺术事件串联起来时，会忍不住被前辈不惜血汗和生命的奉献感动得流下热泪。这原本就是一座历尽风雨和充满奋斗精神，甚至字里行间都浸透了血泪的史碑。

　　上世纪末叶到世纪之交，中国画坛虽然不曾安宁，却迎来了堪称最佳的生态时空——几乎没有苛责的政治干预，又有那么多人享受着政府的薪俸和售画的自由。或许是我过于忧虑，以为中国画的生息仍然面临着许多的难关与考验。比如，世界后现代文化背景下，当激进的艺术观念认为艺术已经终结、绘画已经死亡时，中国画有没有自强不息的信念;当国家坚持深化历史题材、提倡关注民生，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之时，作为中国文化象征和特色的中国画意图证实自己的前途，当有怎样的突破，方能不朽。又比如，社会对回归传统或解构传统者仅视为“异”而相和，不以敌我视之;而传统派和现代派既承认多元，也不去向主流文化叫板——其对主流形态是否正视，亦是其自身在和而不同的结构中被正视和正常生息的前提。试图推倒中国画之“墙”是徒劳的，靠打击对方来树立自我理论的行为是没有学养的。但任何事物都有内部蚀化之忧患。一个画种、一个流派的命运和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必须正视自己面临的问题。再比如，在大众化、娱乐化的享乐文化氛围里，在信息科学便捷和艺术领域反基本功、反技术的时代里，中国画将怎样体现自己的艺术难度和高度;在市场经济的包围中，在画家享受或忍耐着美术市场的正负面效应时，在艺术创作沦为牟利的产业时，在媒体沦落为金钱的等价物时，在沉潜的学风被急功近利的浮躁欲望所吞没时，怎样抵御金钱及市场升值的诱惑、耐受寂寞且透过文化修行升华艺术格调……渡过所有这些难关，经受住所有这些考验，谈何容易!尤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新时空里，在“世界化”“全球化”的嘈杂呼声中，如何既坚守中国画的文化身份，又不断地促动它推陈出新，构建起21世纪中国画的当代形态，使之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跃居世界之首的造型艺术表征，这实在是一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艰难课题。也许我因太多的理想主义而伤时，但此忧非一人之忧，乃文化之忧。李可染先生曾深慨：“中国画艺术已愈来愈失魂落魄。”这是因“东方既白”的愿望已作为一种刻骨铭心的文化理想而生发的文化的忧患。昔陈寅恪有言：“凡一种文化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然而又闻今人有语：“痛苦使理想光辉。”若是如此，痛苦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