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_清代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27岁中举人，38岁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48岁辞官南归，次年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15首。
人物
龚自珍（1792年～1841年），字璱人，号定盦（ān），后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庵，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的先驱者。汉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龚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古汉语指文字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1813年4月再应顺天乡试，又名落孙山，7月妻子因误诊卒于徽州府署。9月天理教农民起义。次年著四篇《明良论》，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对君权专制进行抨击。他指出，腐败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视臣下如犬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耻，只知朝夕长跪，只知追求车马、服饰，以言词取媚君上。在这种制度下，“官愈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愈近则媚益工”入骨三分的针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阅后又惊又喜，他欣然加墨批点：“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岂必别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说“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憾矣！”。后回徽州后参与父亲主持的《徽州府志》[1]重修工作。1815年，续娶安庆知府何裕均侄孙女何吉云。祖父病逝后与家人回杭州守孝。两年后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28岁的龚自珍会试不售，在京师与魏源一起师事今文学家刘逢禄，研读《公羊春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龚自珍会试再度落第，以举人挑选为内阁中书。从道光元年起，又任国史馆校对等官职，先后十几年。其间，他阅读了内阁丰富的档案和典籍，勾索旧闻，探讨历代得失，以后又参加《大清一统志》的修撰，写出了《西域置行省议》等有深刻见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年），38岁的龚自珍经过第六次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他在殿试对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撰《御试安边抚远疏》，议论新疆平定准噶尔叛乱后的善后治理，从施政、用人、治水、治边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胪举时事，洒洒千余言，直陈无隐，阅卷诸公皆大惊。”②主持殿试的大学士曹振镛是个有名的“多磕头、少说话”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优等”，将龚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为内阁中书。在历任京官的20年中，龚自珍虽困阨闲曹，仍屡屡上书，指斥时弊，但都未被采纳，甚至被同僚视为“痼疾”。这一时期，他也撰写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论，如《乙丙之际箸议》、《大誓答问》、《古史钩沉论》等，讥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由于龚自珍屡屡揭露时弊，触动时忌，因而不断遭到权贵的排挤和打击。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他又忤其长官，决计辞官南归，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离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还眷属。两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龚自珍写下了许多激扬、深情的忧国忧民诗文，这便是著名的《己亥杂诗》315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春，龚自珍执教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三月，父亲龚丽正去世，龚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阳书院讲席。夏末，他曾写信给江苏巡抚梁章钜，准备辞去教职，赴上海参加反抗外国侵略的战斗。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阳，年仅50岁。
有一子名龚橙（号半伦），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的时候，龚橙是联军的翻译官。
人物概述
龚自珍（1792-1841），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后又更名巩祚，号定庵，又号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母段驯，著名小学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绿华吟榭诗草》。
生平：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知觉辨》，“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龚自珍墨迹政治学术思想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新阶段，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
龚自珍从青年时起，就深刻地意识到封建国家的严重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道光三年，他深刻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造成严重的民族危机，指出“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阮尚书年谱第一序》）。他对时代的危机，不止是敏锐地感觉它，而且也积极地建议挽救它；他肯定未来时代的必然变化，并寄以热情的幻想和希望。龚自珍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彻底的。后来他看到均田制是办不到的，又作《农宗篇》。主张按宗法分田：大宗百亩，小宗、群宗二十五亩，其余闲民为佃农。其目的是“以中下齐民，不以上齐民”，建立以中小地主为基础的封建统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阶级的根本立场，因此，他在《农宗答问第一》及《农宗答问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龚自珍到30岁前后，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就是他在《尊隐》里所尊“横天地之隐”的具体化。
与此同时，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试《对策》中，他肯定经史的作用，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对现实问题，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国苍生”，“益诫西边将帅”。龚自珍在中年以后，随着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烦恼和痛苦。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不明确，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是始终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诗作特色
政论、抒情和艺术统一
他的许多诗既是抒情，又是议论，但不涉事实，议论亦不具体，而只是把现实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提出问题，抒发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他以政论作诗，但并不抽象议论，也不散文化。
丰富奇异的想象
在他的诗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爪怒”、“灵气怒”等等，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生气，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象。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写落花，使引起伤感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高出寻常的想象之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己亥杂诗》），则从衰败中看出新生。“天命虽秋肃，其人春气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触，得十五首》），从没落的时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形式多样，风格多样
诗人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实际他写得多的还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近体诗”，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突出。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杂诗》[2]315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无所不包，诗人的旅途见闻，以及生平经历和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历历如绘，因而成为一种自叙诗的形式。它们可以作为一首诗读。由于作者这种充分地、富于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最轻巧、最简单、最集中的描写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复杂深刻的思想内容，多种多样的语言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题王子梅盗诗图》），诗人是以风格多样化自勉和自许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句则通脱自然。
语言清奇多彩，不拘一格
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一般自然清丽，沉着老练，有杜韩的影响，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龚自珍先进的思想是他许多优秀诗篇的灵魂。思想的深刻性和艺术的独创性，使龚诗别开生面，开创了诗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不同于唐宋诗，实开近代诗的新风貌。龚诗在当时欣赏的人不多，它的影响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与思想政治内容结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学问、议论为诗。龚自珍文在当时比诗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议，目为禁忌，不敢逼视。除几组学术论文外，它们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论文。有些“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与现实的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如《乙丙之际箸议七》、《乙丙之际箸议九》和《尊隐》等，都是公羊“三世说”的运用。有些则是直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论》；以及各种积极建议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议》、《对策》、《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另一类是讽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馆记》等。还有许多记叙文，记人、记事、记名胜、记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状》、《书金伶》、《王仲瞿墓志铭》、《书居庸关》、《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等，内容不同，都富有现实意义。
散文特色
龚文的表现方法一般很简单，而简括中又有铺叙夸张，有的直率，有的奇诡。他的散文语言活泼多样。有的散行中有骈偶，有的瑰丽，有的古奥，甚至偏僻、生硬、晦涩。龚文区别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两汉古文的一个独特的发展，开创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风气。龚自珍的词也很著名。谭献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实际上，他的词没有摆脱传统词的影响，偏重于词的言情本性。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词作特色
龚词大部分还是消闲之作，抒写缠绵之情，成就远逊于诗。晚年他发现自己词的缺点：“不能古雅不幽灵，气体难跻作者庭。悔杀流传遗下女，自障纨扇过旗亭。”（《己亥杂诗》）谭献则认为龚词“绵丽沈扬，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复堂日记》二）。他也写了一些抒发感慨怀抱的词，如〔鹊踏枝〕《过人家废园作》抒发孤独而自豪的感情；〔凤凰台上忆吹箫〕《丙申三日》写与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实现的感慨；〔浪淘沙〕《书愿》写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写与袁琴南儿时同上家学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写思想上剑态和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为，又思退隐，留恋山水。
龚自珍之痛
“薮泽无才盗”，是晚清大诗人龚自珍针对当时中国人才极度匮乏所发出的感叹，为此他写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让龚自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去世不到20年，他所“呼唤”的那个“才盗”、那个“杰出的强盗”就诞生了。而此人，正是他的儿子龚橙。
龚橙是龚自珍的长子，字孝拱，号半伦。中国人讲究“五伦”，可这位龚大公子除了自己的小老婆，别的通通不爱，故自号“半伦”，真是“坦诚”得让人佩服。龚半伦虽放荡不羁，可并非不学无术之徒，相反他自幼聪颖，“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少时即“沉酣其中”。
龚半伦虽家学渊源，又有严父亲授，却生性狂傲、喜空谈，世称狂士。为此，龚自珍曾多次劝勉儿子要踏实做学问。可惜，龚半伦辜负了父亲的期望。后来他流落到上海，依然放荡不羁，挥霍狎妓。
如果仅仅做一名“狂士”，倒也罢了，偏偏这位龚公子在走投无路之际投靠了英国公使威妥玛。龚半伦流利的英语，让这位公使大为惊叹。威氏对他极为赏识，给了他很高的待遇，行动有护卫跟从，月致万金。包括公使本人在内，上上下下都恭敬地称他为龚先生。知遇之恩当涌泉相报，龚半伦为洋人效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据《清朝野史大观》、《圆明园残毁考》等载：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中国，龚半伦随英舰北上来到北京后，将辫发盘到头顶，戴洋人帽，穿白色西装，出入洋兵营盘，狐假虎威，好不得意。随后，他将联军引进圆明园，并抢先一步单骑直入，取珍宝重器以归，大发横财。然后，就有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大火……这场大火燃烧了一百多年，直到今天还烧得所有的中国人心痛，也让世界上所有有良知的人心痛。
与龚半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父亲龚自珍。父子俩一个爱国，一个卖国，一个名垂青史，一个遗臭万年。清人赵翼说，名父之子多败德，这虽然不是必然规律，但名父不幸而有逆子，按照“子不教父之过”的说法，龚自珍自然也难辞其咎。
与几乎所有卖国贼一样，这位“杰出的强盗”最后也没能逃脱上天的惩罚。史载，龚半伦晚年生活极为潦倒，靠典当家私过活，最后因精神失常发狂而死。看来，即使是自称“半伦”的人，也仍然无法逃脱良心的谴责。或许，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天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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