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王夫之晚年居南岳衡山下的石船山，著书立说，故世称其为“船山先生”。王夫之一生著述甚丰，其中以《读通鉴论》、《宋论》为其代表之作。晚清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船山及其著作，曾于金陵大批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著作得以广为流传。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谭嗣同等皆深受船山思想之熏陶。王夫之一生主张经世致用的思想，坚决反对程朱理学，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人物概述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明清之际衡阳县人。字而农，号葁斋，晚年隐居衡阳金兰乡石船山附近，学者称船山先生。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在父朝聘、兄介之教育影响下，少时读儒家经典，注重实际，关心时局，喜从人问四方事，凡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考究。14岁中秀才，思宗崇祯十五年（1642）与其兄同中举人。十六年八月，张献忠率农民军攻克衡阳，招夫之兄弟往，乃与其兄避匿衡山。翌年，李自成攻克北京，夫之闻变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清顺治三年（1646），清兵南下进逼两湖，夫之只身赴湘阴上书南明监军、湖北巡抚章旷，提出调和南北督军矛盾，并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未被采纳。五年，与管嗣裘、僧性翰等，在衡山组织武装抗清失败，赴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连续三次上疏弹劾东阁大学士王化澄等贪赃枉法，结奸误国，几陷大狱。得高一功仗义营救，方免于难。 　　

顺治八年，回原籍，誓不剃发，不容于清朝当局，辗转流徒，四处隐藏，最后定居于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先住茱萸塘败叶庐，继筑观生居，又于湘水西岸建湘西草堂。康熙三十一年（1692）病逝，年74岁。南明永历政权灭亡后，誓不出仕。清康熙三年（1664），写成《永历实录》，记述永历政权兴衰。十七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其党强命夫之写《劝进表》，遭到愤然拒绝。事后，逃入深山，作《祓禊赋》，对吴极表蔑视。二十八年，衡州知府崔鸣鷟受湖南巡抚郑端之嘱，携米币见夫之，请其“渔艇野服”与郑“相晤于岳麓”，并图索其著作刊行。夫之以“病不能往”，且不欲违其素心，受米反币，致函以谢，自署南岳遗民。 　　

夫之后半生40馀年中，著述百馀种，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法律、军事、历史、文学、教育、伦理、文字、天文、历算及至佛道等，尤以哲学研究成就卓著，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清末汇刊成《船山遗书》，凡70种，324卷。 　　

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循天下之公”，“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主张选贤使能，“以天下之禄位，公天下之贤者”。 在哲学思想上，避朱程“理在气先”、“道在器先”和陆王“心学良知”之说。提出“天下唯器”，“理不先而气不后”的理论，而归于躬行实践，强调知行统一。其诗文亦自成家，于言意、情景、内外等深入研讨，颇富新意。凡此，对近代思想均有重大影响。

人物简介

综述

明崇祯年间，王夫之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崇祯十一年（1638年）肄业。在校期间，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明亡后，清顺治五年（1648年），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桂林陷没，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辗转湘西以及郴、永、涟、邵间，窜身瑶洞，伏处深山，后回到家乡衡阳潜心治学，在石船山下筑草堂而居，人称“湘西草堂”，在此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王夫之三十三岁以后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甚至变姓名为徭人以避世，直到他死去。刻苦研究，勤恳著述，垂四十年，得“完发以终”，始终未剃发。这是一个孤高耿介的人，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

学问渊博

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哲学上总结并发展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以为“气”是物质实体，而“理”则为客观规律。又以“絪蕴生化”来说明“气”变化日新的辩证性质，认为“阴阳各成其象，则相为对，刚柔、寒温、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强调“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周易外传》卷五）。由“道器”关系建立其历史进化论，反对保守退化思想。又认为“习成而性与成”，人性随环境习俗而变化，所以“未成可成，已成可革”，而教育要“养其习于蒙童”。在知行关系上，强调行是知的基础，反对陆王“以知为行”及禅学家“知有是事便休”观点。政治上反对豪强大地主，认为“大贾富民”是“国之司命”，农工商业都能生产财富。文学方面，善诗文，工词曲。所作《诗绎》、《夕堂永日绪论》，论诗多独到见解。所著经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其一生坚持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至死不渝。其中在哲学上最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黄书》、《噩梦》等。墨迹传世稀少。《大云山歌》书风神清气舒，可谓难得珍品。明代的思想，是对历代思想的一次大综合。明代学者们对以往思想界，指摘弊病，有的很中肯。

思想

王夫之的思想，尤其在历史观和政治思想方面，大都表现在他的《读通鉴论》和《宋论》两部书里。《读通鉴论》有三十卷，《宋论》有十五卷。据王夫之的儿子王敔在《姜斋公行述》的说法，王夫之－末年作《读通鉴论》三十卷，《宋论》十五卷，以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诸种卷帙繁重，皆楷书手录。贫无书籍纸笔，多假之故人门生，书成因以授之；其藏于家与子孙言者，无几焉。由此可看出这些书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

著书

王夫之一生著书320卷，录于《四库》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经稗疏》、《春秋稗疏》等。岳麓书院建船山专祠，以纪念这位不朽的大师王夫之在康熙二十八年（1690年）其自题墓石中说“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戊申纪元后三百年十有年月日男勒石”他特别告诫儿子说“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设，既有铭，不可赘作。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纪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己巳九月朔书授攽” 　　

王夫之在自己墓志铭中说的“戊申纪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元年，即明朝开国的时间。并且特别强调“墓石可不作”，如果作，则“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王夫之的政治思想的主旨是“循天下之公”。在这个主旨下，他猛烈抨击“孤秦”“陋宋”，深刻揭露了秦始皇及历代帝王把天下当作私产的做法。

清史记载　　

清史稿 列传二百七十一　儒林一 之 王夫之 　　

王夫之，字而农，衡阳人。与兄介之同举明崇祯壬午乡试。张献忠陷衡州，夫之匿南岳，贼执其父以为质。夫之自引刀遍刺肢体，舁往易父。贼见其重创，免之，与父俱归。明王驻桂林，大学士瞿式耜荐之，授行人。时国势阽危，诸臣仍日相水火。夫之说严起恒救金堡等，又三劾王化澄，化澄欲杀之。闻母病，间道归。明亡，益自韬晦。归衡阳之石船山，筑土室曰观生居，晨夕杜门，学者称船山先生。 　　

所著书三百二十卷，其著录於四库者，曰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存目者，曰尚书引义、春秋家说。夫之论学，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其所作大学衍、中庸衍，皆力辟致良知之说，以羽翼朱子。於张子正蒙一书，尤有神契，谓张子之学，上承孔、孟，而以布衣贞隐，无钜公资其羽翼；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节，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夫之乃究观天人之故，推本阴阳法象之原，就正蒙精绎而畅衍之，与自著思问录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炳然如揭日月。至其扶树道教，辨上蔡、象山、姚江之误，或疑其言稍过，然议论精严，粹然皆轨於正也。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僭号於衡州，有以劝进表相属者，夫之曰：“亡国遗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祓禊赋以示意。三桂平，大吏闻而嘉之，嘱郡守餽粟帛，请见，夫之以疾辞。未几，卒，葬大乐山之高节里，自题墓碣曰“明遗臣王某之墓”。 　　

当是时，海内硕儒，推容城、盩厔、馀姚、昆山。夫之刻苦似二曲，贞晦过夏峰，多闻博学，志节皎然，不愧黄、顾两君子。然诸人肥遯自甘，声望益炳，虽荐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动容，其著述易行於世。惟夫之窜身瑶峒，声影不出林莽，遂得完发以殁身。后四十年，其子敔抱遗书上之督学宜兴潘宗洛，因缘得入四库，上史馆，立传儒林，而其书仍不传。同治二年，曾国荃刻於江南，海内学者始得见其全书焉。

白话翻译　　

王夫之，字务农，衡阳人。与兄长一起中明崇祯壬午乡试举人。张献忠攻陷衡州后，王夫之藏匿到南岳衡山山中，贼人抓住他的父亲作为人质，王夫之自己拿刀遍刺身体，被人抬着去换他的父亲，贼人见他受了重伤，就放过了他。与父亲一起回到家中。明王驻兵桂林，大学士瞿式耜推荐他，被授予行人职务。当时国势迫近危险，诸臣仍然每天如水火般相斗。夫之劝说严起恒搭救【金堡等】，又三次弹劾王化澄，王化澄想杀了他。听说母亲病了，就从小道回到家中。明朝灭亡后，更加韬光养晦。隐居到衡阳之石船山，修筑了土房子名叫观生居，早上晚间都关着门子，学者称他为船山先生。 　　

他所著书有三百二十卷，其中被四库全书收录的有，《周易稗疏》、《考异》，《尚书稗疏》，《诗稗疏》、《考异》，《春秋稗疏》。夫之论学，以汉儒学说为外表，以宋五子学说为核心。其所作《大学衍》、《中庸衍》，竭力驳斥王阳明致良知之说，以支持朱子学说。於《张子正蒙》一书，尤有共鸣，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而以布衣百姓隐居，【无钜公资其羽翼】；他的道统的流传，不如邵雍，因此不到一百年，就有异种学说兴起。夫之细细观察【天人之故】，推究阴阳法象之原因，就【正蒙精绎而畅衍之】，与自著思问录二篇，皆【本隐之显，原始要终】，如同揭开日月，光亮异常。至于他扶持道教，辨析上蔡（谢良佐）、象山（陆九渊）、姚江（沈国模？阳明学说传人）的错误，有人怀疑其他说的有过甚之处，然后他议论精密严格，纯粹依据正道而论。康熙十八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有人属意他写劝进表，夫之说：我是亡国遗臣，只欠一死，今天为何要用我这样不祥之人呢？于是逃入深山，做祓禊（fu xi）赋表示自己心意。吴三桂之乱被平定，有大官听说后很赞赏他，嘱咐郡守送给他粮帛，请求相见，夫之以有病推辞。不久，过世，葬于大乐山之高节里，自题墓碑为“明遗臣王某之墓”。 　　

当时，海内大儒，推为容城（孙奇逢）、盩厔（李颙）、馀姚（黄宗羲）、昆山（顾炎武）。夫之刻苦与李颙相近，他的贞洁韬晦过于孙奇逢，博学多闻，志节高尚，无愧于黄宗羲、顾炎武两君子。不过，这四人自甘与隐居，声望卓著，虽然被推荐时以死相拒，然而公卿交口称许，天子也被感动，他们的著作也易于流传世间。只有夫之躲身于瑶族聚居地，不出山林，因此能够保全头发过世。死后四十年，他的儿子王敔怀抱他的遗留下的著作进献给督学宜兴潘宗洛，因此能够进入四库全书，本人也列为史馆记录人物，在儒林中立传，然而他的书籍仍不能传播。到同治二年，曾国荃将其书刊刻江南，国内的学者才得以看到他书的全部。

史学评价　　

谭嗣同评价“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8]　章太炎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9]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称：“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 17世纪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但他的哲学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具有二重性，既显示出可贵的价值，也有受到封建传统意识严重束缚的弱点。王夫之思想中这种矛盾，是17世纪中国时代矛盾的一面镜子。

思想影响　　

王夫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过很大影响。谭嗣同对王夫之作了高度评价，说，“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论六艺绝句》），认为是五百年来真正通天人之故者。章太炎也称道说“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船山遗书序》）。 　　王夫之僻居荒野发愤著书，其全部著作生前都未刊布。他死后，由其子选刻的10余种著作，也流传甚少。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进步思想家寻求民族自救的思想武器，王夫之著作才被重视起来，得以汇编为《船山遗书》，先后多次刊行，传播海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夫之遗著的整理出版、佚文的搜集刊布等受到重视，在日本、苏联和欧美各国已有船山论著、诗文的译本，王夫之的学术遗产已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财富。

葛兆光教授在文中指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认了“势之所趋”即“理”这样一个哲学命题，但在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面而来的“势”，无论是反抗传统的异端思想，还是反抗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他是敏锐的，又是迂腐的，在总体的历史上看出了变革的必然，却在无数具体的史论上又被多年积淀的保守观念拖住了后腿。因此，当他尖锐地提出了不少新颖的思想时，也猛烈地抨击着同样新颖的异端思想。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揉在了一起。这种充满了矛盾的行为，正是充满了矛盾的思想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