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简介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随父亲徐达章学习诗文书画。1912年17岁时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等学校任图画教员。1916年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半工半读，并自学素描。1917年留学日本学习美术，不久回国，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并兼职于孔德学院。1919年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1927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起，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新加坡、印度举办义卖画展，宣传支援抗日。后重返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徐悲鸿的作品熔古今中外技法于一炉，显示了极高的艺术技巧和广博的艺术修养，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典范，在我国美术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他擅长素描、油画、中国画。他把西方艺术手法融入到中国画中，创造了新颖而独特的风格。他的素描和油画则渗入了中国画的笔墨韵味。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山水、花鸟、走兽、人物、历史、神话，无不落笔有神，栩栩如生。他的代表作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中国画《九方皋》、《愚公移山》等巨幅作品，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表现了人民群众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威武不屈的精神，表达了对民族危亡的忧愤和对光明解放的向往。他常画的奔马、雄狮、晨鸡等，给人以生机和力量，表现了令人振奋的积极精神。尤其他的奔马，更是驰誉世界，几近成了现代中国画的象征和标志。徐悲鸿长期致力于美术教育工作。他发现和团结了众多的美术界著名人士。他培养的学生中人材辈出，许多已成为著名的艺术家，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中坚骨干。他对中国美术队伍的建设和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无与伦比，影响深远。1953年9月26日， 徐悲鸿因脑溢血病逝，享年58岁。按照徐悲鸿的愿望，夫人廖静文女士将他的作品1200余件，他一生节衣缩食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著名书画家的作品1200余件，图书、画册、碑帖等1万余件， 全部捐献给国家。次年，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北大街53号的徐悲鸿故居被辟为徐悲鸿纪念馆，集中保存展出其作品，周恩来总理亲自题写“悲鸿故居”扁额。
    2003年，为了纪念和弘扬徐悲鸿先生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巨大贡献，设立了全国书画院系统最高美术奖项“徐悲鸿美术奖”。徐悲鸿美术奖学术性强、规格高。陈玉先、姚思敏、蔡超等十人为首届获奖的书画家。
家庭生活

　　徐悲鸿长女徐静斐记忆最深刻的是小时候父亲和母亲蒋碧微常常吵得不可开交。母亲专横跋扈，脾气非常暴躁，因此，徐静斐在感情上并不依恋母亲，她几乎没有感受到多少真正的母爱，也没有得到过多少家庭的温暖和幸福。
徐悲鸿与廖静文
但是，徐静斐极爱戴仅比她大6岁的继母廖静文。从40年代她与廖静文相识到现在，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她与这位感情丰富、心地善良、深明大义的继母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特别是让徐静婓感佩不已的是，继母虽然比父亲小28岁，却极为敬重父亲的人品和画品，为父亲作出了巨大的牺牲，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
    女儿爱父亲，妻子爱丈夫，她们的爱虽然有着本质的区别，却是相通的。她们之间心与心碰撞交融的友情，犹如春风化雨，有着一种永恒的美丽。
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艰苦的阶段。
徐悲鸿所执教的南京中央大学为了躲避战争的灾难，早已迁到了山城重庆。徐静斐也就随着到重庆，在沙坪坝的中央大学附属中学读书。那个时候，徐悲鸿无法忍受蒋碧微无休止的刁难和吵闹，他们已经分居7年之久了。
暑假到了，徐静斐非常想到爸爸身边去。徐悲鸿那时正带着初创的中国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在四川灌县青城山写生，因此，徐静斐便和哥哥一起高高兴兴到爸爸那里去度假。
在青城山，徐静斐常常看到一位漂亮的年轻姑娘坐在一棵大银杏树下，聚精会神地读书。她穿着一件紫红色的布旗袍，留着一头乌黑的短发，很少言语。这位姑娘就是廖静文。
徐静斐以前就听母亲说过，廖静文和父亲相爱，并说像她这样年轻漂亮的姑娘能爱上一个比她大28岁的人，不是图钱就是图利。但徐静斐在层峦叠翠、古木参天的青城山，只觉得廖静文雅静好学，端庄美丽，没有一点儿轻浮鄙俗。她从心眼里喜欢这个只比自己大几岁的姑娘。
    1944年，徐悲鸿由于艰苦的物质生活和过度的劳累，不幸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和慢性肾炎，住进了离沙坪坝10多公里的中央医院。徐静斐闻讯后，不顾摔伤的腿，艰难跋涉了3个多小时，急切地赶到医院去看望。
当她气喘吁吁地立在病房的门口，看到廖静文正坐在病榻前，认真地为父亲念报纸。不知怎么，在那一刻，徐静斐的心中倏地涌过一阵感激的热流。
“爸爸，我来看您了!”徐静斐大喊了一声，泪水便禁不住从面颊上滚落下来。
廖静文起身让她坐下，然后，默不作声地拿来一个饼干盒，从里面拿出黄色的炒米糖递给徐静斐，望着她默默地吃着。
徐悲鸿仍然处于危险期，早几天医院就发出了病危通知，因此她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压抑得说不出话来。整个病房里充满了寂静悲伤的气氛。廖静文因为照料悲鸿，已是头发零乱，眼圈发黑，形容疲惫憔悴。可以想见，为了悲鸿，她已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
徐静斐告辞出来时，廖静文一直把她送到医院大门口。握别之际，廖静文关切地对她说：“天快黑了，走路要小心呀!”徐静斐用力点点头，心中一阵温暖，泪水又一次潸潸而下。她在心里感激着廖静文：“我父亲多亏有了你呵!”
廖静文那时在徐悲鸿身边当图书管理员，对悲鸿的事业和生活都倾心相助。她从青城山回到重庆后，即考上了从南京迁到成都的金陵女子大学。可是入校不久，她为了辅助悲鸿的事业和照顾他孤身体弱的生活，又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学校，重新回到悲鸿的身边。现在，悲鸿的病情这么严重，她坚持日夜守护在床前，这难道是为了图钱、图名吗?徐静斐实在无法相信妈妈说过的话。
寒假见父亲
1945年冬，学校刚一放寒假，徐静斐就急切地来到了父亲身边。此时，徐悲鸿在医生的全力救治和廖静文精心的照料下，病情已逐渐好转，能在屋里走动，但身体仍然很虚弱，脸和脚还有些浮肿。
廖静文仍然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他。可是，他们的生活相当清苦，饭菜都是从食堂打来的。
徐悲鸿因为不能吃盐，就用青菜蘸着用水冲淡了的酱油就饭吃。那时候，徐悲鸿每月的工资全被蒋碧微索走，而廖静文为了悲鸿的健康和生活，一直瞒着他靠借贷过日子。在徐悲鸿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廖静文没有离开他，而是用自己的火热柔情和爱心滋润着徐悲鸿那一颗病中的心。她对悲鸿那真诚、坚定、纯洁、无私的情意，像一泓清泉，涤尽了徐静斐心中的疑团和隔阂。她怎么能够不感动呢? 晚上，徐悲鸿睡在一张旧单人床上，盖两床旧被子。徐静斐则和继母睡地铺，两人合盖一床套着破棉絮的旧被子，那床被子有的地方竟连一点棉花都没有，只剩下被里被面两层布了。窗外，北风呼呼地吹着，寒冷顽强地从木板墙的缝隙里挤进来。她们两人便使劲地挤在一起睡，以求暖和些。渐渐地，她们相互温暖了对方，不再感到寒冷，也不再感到孤单。
寒假快要结束了，徐静斐依依不舍地沿着青石板台阶走下石家祠堂花园，不住地回头，望着站在小楼上目送着她的父亲和继母。此次和他们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她的收获颇多，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情感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充实。父亲、继母生活得那么艰苦，却仍然关心着受难的祖国和人民。
父亲多次将办画展所得捐助贫病的文化人和抗日将士。他们那忧国忧民的进步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徐静斐那颗年轻的心，为她以后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起了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
抗战胜利后，徐静斐随蒋碧微回到了阔别8年的南京，而徐悲鸿则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和廖静文一起去北平办学。
徐静斐高中毕业时，很想报考北平的大学，以期生活在父亲和继母身边。但是，她母亲极力阻挠，逼迫她上了南京金陵女大。
在大学里，徐静斐接触了一些进步同学，在政治思想上更加成熟起来。当蒋家王朝大厦将倾，顽固派仓皇逃奔台湾时，徐静斐表现出异常的明智和大义，毅然背叛了母亲，秘密跟随地下党来到皖北解放区，跨出了她人生抉择的关键性一步。
当徐悲鸿和廖静文在北京接到静斐的信后，他们感到欢欣和快慰，激动的泪水打湿了廖静文的衣襟。而这时，蒋碧微却孤身一人匆匆去了台湾。从此，徐静斐和母亲走上了不同的生活道路，天各一方，再也没有相见过。
徐悲鸿病逝
1949年，徐静斐作为南京军管会的派出干部来到安徽。和黎洪模结婚后，她就一直在安徽工作。 徐静斐没有料到父亲的病情又会加重。1953年9月19日晚，徐静斐生了第二个孩子。而这时候，徐悲鸿已是生命垂危，北京的电报和信件不断地飞到安徽，但徐静斐一点儿也不知道。她本来身体就不好，生过孩子后，身体更加虚弱，连饭也吃不进去。因此，她丈夫就和领导商量，对徐静斐封锁消息，生怕她知道这不幸的消息会发生什么意外。出院后，组织上把她安排在另一个房间里，不许她出门，为她的孩子请了一个奶妈，也顺便照顾她。待到满月后她看到电报和信时，徐悲鸿已在9月26日不幸去世了，而且追悼会也已开过了。
徐静斐顿时觉得天旋地转，周身有一种撕心裂肺的剧痛，泪水扑簌簌落下，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徐静斐说到这件事时，仍是泪水涟涟。她说：“我心里太难过了。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受的一件事，也是最遗憾的一件事。”
徐悲鸿去世后不久，廖静文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你父亲生前对你惟一的希望，就是能够学一个专业，因为你中学的成绩非常好。现在你父亲虽然去世了，可不管怎样困难，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帮助你。”
受到继母的鼓励，徐静斐就下了决心，想上大学了。可那时她的家庭条件非常困难，她丈夫前妻的4个孩子刚从广西接来，加上她自己生的两个，要抚养6个孩子。那时候提倡英雄母亲，不准搞人工流产，徐静斐又怀上了第三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她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再去考大学呢?
再次入学
恰巧，安徽农学院要招一批调干生，她认为报考农学院是最合适的，既照顾了家庭，又不误上大学。
但是，当她把报告递交到人事科时，人事科长却不同意，说：“哪有怀孕的女人去上大学的?”他一连三次拒绝了徐静斐的要求。但徐静斐毫不气馁。当她第五次站在人事科长面前时，他不耐烦地说了声：“要去你就去考吧!”
不久，徐静斐从市政府调到市工商业改造办公室当秘书。那时正赶上发大水，市区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徐静斐上班只能坐小木船到办公大楼前，从二楼窗户里爬进办公室，下班后再从窗子里爬出来，然后坐小木船回家。即使在这样艰苦恶劣的条件里，她也没有停止学习。
徐静斐是在怀孕8个多月时参加考试的，她的脚肿得连鞋子都穿不上。试题对她来说很简单，使她感到疑惑和吃惊。结果，她以6门功课581分的最好成绩被录取。
入学不久，继母给她寄来了一笔钱。这一年，徐静斐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可是她实在太忙了，要当徐悲鸿纪念馆馆长，还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苦于分身无术。她坚持读了三年半，最终还是退学了。
在读大学期间，她们经常通信，互相鼓励。廖静文在精神上和经济上都给了徐静斐很大的支持和鼓舞，直到她完成了学业，留校当了教师。
经济大萧条时期
1961年，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时期，人民的生活异常艰苦。廖静文记挂着徐静斐和她的孩子们，便打电话、写信叫她到北京去。 放暑假了，徐静斐便带着4个孩子去北京。那时孩子们还很小，最大的才七八岁。火车上拥挤不堪，难以找到座位，徐静斐在地上铺张报纸，就让孩子们睡在座位下面。
当时的北京经济也很萧条，很难买到食物。廖静文没有粮票，靠家中那一点定量粮又不够这么多人吃，因此，她急得团团转。徐静斐有个哥哥已被打成右派，此时在北京附近的农场里劳动，他常背回一点玉米棒子煮熟了当口粮。为了多弄些吃的，廖静文尽了最大的力量。
星期天，廖静文还带着静斐的孩子们到公园玩，他们捉迷藏、丢手绢，玩得兴高采烈，分外愉快。她还对徐静斐说：“你和你哥哥从小没有母爱，家庭很不幸，所以你父亲去世后，我要尽量多给你们一些温暖，告慰你父亲的在天之灵。”
1967年，徐静斐为了躲避愈演愈烈的武斗，带着孩子又去了北京。她本想到北京去寻一片清静地，怎奈那时继母也没能逃脱劫难。
徐静斐家庭生活困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徐静斐的家庭负担仍然沉重。廖静文有一次对她说：“全家所有的孩子都有彩电冰箱了，就你没有，我很难过。我总觉得你活得太苦了，孩子那么多，一想到这些我就想哭。”她要给徐静斐买彩电和冰箱，但徐静斐不同意，说：“你的条件也并不怎么好。”不久，一个朋友送给廖静文一台14英寸彩电，她就把彩电送给了徐静斐，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要她把黑白电视机下放给正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徐静斐的二儿子黎志康。
其后，廖静文问徐静斐：“在合肥，买一台冰箱要多少钱?”徐静斐回答说：“也就七八百元吧!”廖静文随后给她寄了700元钱，并一再叮嘱：“这个钱不许你作他用，只许买冰箱。”在这同时，徐静斐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弟弟听说她没有冰箱，就省了钱，在回国探亲时带回一台冰箱送她。徐静斐很感动，把继母的钱原封不动地寄了回去。她知道继母的工资不高，可社会活动又多，请客吃饭从不用公款，因此，她不能用继母的钱。徐静斐的弟弟对他母亲说：“我佩服姐姐，她不是那种要钱要东西的人，她只埋头于工作。”
徐静斐的生母蒋碧微在台湾去世后，徐静斐办了一份放弃遗产继承权的公证书，她拒绝和哥哥去继承遗产，她说：“我的生命之根已深深扎在大陆这块土地上了。”
廖静文
徐悲鸿说过：“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应当给后代留下一些高尚有益的东西。”是的，悲鸿留给我们的，是那些像语言一样在人民中流传着的艺术作品和他的爱国之心，而徐静斐和廖静文留给我们的，则是她们之间深厚纯洁的友情以及她们所表现出来的高尚爱心。
1953年9月，徐悲鸿去逝。不久，廖静文就将徐悲鸿留下的1200余幅作品，以及他收藏的唐朝以来历代名家书画作品1000余件，以及各种珍贵图书、碑帖等一万余件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
当时不少好友劝她，儿女还小，应该考虑自己和孩子今后的生活问题。况且悲鸿在许多画里都写了“爱妻静文”的名字，应该为自己留下一部分。
廖静文在《徐悲鸿一生——我的回忆》中写到：“这些作品和藏品耗尽了悲鸿毕生的心血，凝聚了他对国家和人民深沉的爱。我能据为己有吗，不能，决不能！”
廖静文和徐悲鸿的两个孩子徐庆平和徐芳芳曾分别在法国和美国留学，一个学习艺术，一个学习管理。她说，因为自己没有任何积蓄，两个孩子在外读书十分辛苦，回来的时候，儿子的头发脱落了许多，女儿脸上的皱纹比她还多。回忆这段历史，廖静文至今仍感觉很愧疚。
1953年，位于北京火车站附近的“徐悲鸿故居”作为徐悲鸿纪念馆对公众开放，后因修建地铁，徐悲鸿纪念馆迁址于新街口北大街。国家每年拨款100万元用于展馆的维护和设备更新。时下，马路西侧正在进行危房改造；东面鳞次栉比的时装店和快餐店证明着时代的变迁，而独有这座两层小楼一直在诉说着一位艺术家50年前的故事，和他的妻子长达半个世纪的守护。
保护徐悲鸿留下的作品和收藏被廖静文看作是自己的生命，在最困难的“文革”时期，徐悲鸿的作品要被销毁。廖静文说：“那时我也不想活了，若真那样，我对不起悲鸿。后来我找到周总理，总理想办法把馆里所有的收藏送到故宫太和殿旁的一个大殿里锁起来，一放就是13年。因为那里面太潮湿了，等再拿出来的时候几乎都发霉了，一些油画上的色块也掉了下来。”
至今，廖静文还在为修复那些珍贵的油画而努力。她说，现在还有100多幅没有修好。因为请外国修画专家需要大量外汇，国家不能一次负担，每年拨款40万。
时至今日，身为纪念馆馆长的廖静文还在四处奔波，只要是关于办徐悲鸿画展、出画册的事，或是为馆里募集资金，她都要亲自去。接受采访之前，她刚从青岛回来。她说，有人要帮助她到美国举办悲鸿画展，“这也是当年因为太平洋战争，悲鸿一生未能实现的愿望。”
她说，这两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完成纪念馆扩建工作。目前，北京市已经在纪念馆旁边新批了一块5000平方米的空地，但需要9000万元，至今还没有买下。“还有1000多幅一级品叠压在柜子里，要是能把新馆建成，就能陈列悲鸿更多的作品，还有那么多古画和书籍。”
廖静文现在有一保姆为伴，住在北京西山附近。已经80岁高龄的她每天早上7点多起床，然后到纪念馆上班。她说，自己平时没有什么娱乐，因为听力不太好，所以不能看电视和听音乐，有时看看书报。非典时期，她在家画画中国画。
如今，廖静文和徐悲鸿的一双儿女也已经年过半百，儿子在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任校长，女儿在大学任教授。他们时常会来看她。她说，现在她最大的快乐就是和孩子们在一起。
“家国恩情剪不断，是非真伪寸心知”。廖静文说，人生是复杂的，不可能让所有人了解你，但怎样做人自己明白。“这几十年，国家给了我许多荣誉，我很感谢。”

艺术人生
自幼习画 艰难求索
江苏省宜兴县内有条河叫塘河，河上有座石拱桥名屺亭桥。徐悲鸿于1895年7月19日出生在屺亭桥镇的一个平民家庭，原名寿康，年长后改名为“悲鸿”。父亲徐达章是私塾先生，能诗文，善书法，自习绘画，常应乡人之邀作画，谋取薄利以补家用。母亲鲁氏是位淳朴的劳动妇女。
徐悲鸿9岁起正式从父习画，每日午饭后临摹晚清名家吴友如的画作一幅，并且学习调色、设色等绘画技能。10岁时，已能帮父亲在画面的次要部分填彩敷色， 还能为乡里人写“时和世泰，人寿年丰”等春联。13岁随父辗转于乡村镇里，卖画为生，接济家用。背井离乡的日子虽然艰苦，却丰富了徐悲鸿的阅历，开拓了其艺术视野。17岁时，徐悲鸿独自到当时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卖画谋生，并想借机学习西方绘画，但数月后却因父亲病重而不得不返回老家。志向高远的徐悲鸿在20岁时再度来到上海，开始了新的人生起步。在友人的扶助下，他考入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震旦大学，为日后的赴法留学打下了一定的法语基础。其间认识了著名的油画家周湘、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高奇峰、高剑父，在画作上得到了他们的赞许和指点，增强了绘画创作的信心。他还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其影响下确立了自己的创作思路。在康氏“鄙薄四王，推崇宋法”的艺术观念影响下，他对只重笔墨不求新意的“四王”加以贬薄，认为只有唐代吴道子、阎立本、李思训，五代黄筌，北宋李成、范宽等人的写实绘画才具精深之妙。在康有为的支持下，他观摩各种名碑古拓，潜心临摹《经石峪》、《爨龙颜碑》、《张猛龙碑》、《石门铭》等，深得北碑真髓，书法得以长进。后获得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的资助，在日本，徐悲鸿饱览了公私收藏的大量珍品佳作，深切地感受到日本画家能够会心于造物，在创作上写实求真，但在创作上缺少中国文人画的笔情墨韵，无蕴藉朴茂之风。
徐悲鸿从日本归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在京期间，相继结识了蔡元培、陈师曾、梅兰芳及鲁迅等各界名人，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树立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旅欧深造 孜孜不倦
在北洋政府的资助下，24岁的徐悲鸿到法国学习绘画。抵欧之初，他参观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皇家学院的展览会以及法国的卢佛宫美术馆，目睹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优秀作品。徐悲鸿深深感到自己过去所作的中国画是“ 体物不精而手放佚，动不中绳，如无缰之马难以控制。”于是，他刻苦钻研画学，并考入巴黎美术学校，受教于弗拉芒格先生，开始接受正规的西方绘画教育。弗拉芒格擅长于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其画作不尚细节的刻画而注重色彩的和谐搭配与互衬，对徐悲鸿日后油画风格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徐悲鸿每日乐此不疲地进行西洋画的基本功训练，上午在巴黎美术学校学习，下午去叙里昂研究所画模特儿，有时还抽空去观摩各种展览会。此期间他有幸结识了著名画家柯罗的弟子艺术大师达仰，每星期日携画到达仰画室求教。达仰“勿慕时尚，毋甘小就”及注重默画的艺术思想对他影响较大，使得他没有追随当时法国日渐兴盛的现代派画风，而是踏踏实实地钻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学院派艺术，在继承古典艺术严谨完美的造型特点的同时，掌握了娴熟的绘画技巧。留学4年之后，徐悲鸿的绘画水平已达到可与欧洲同时期的艺术家相媲美的地步，其油画作品《老妇》入选法国国家美术展览会（沙龙）。
由于北洋政府一度中断学费，徐悲鸿被迫转至消费水平较低的德国柏林。在那里，徐悲鸿仍然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他求教于画家康普，到博物馆临摹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画作，并且常去动物园画狮子、老虎、马等各种动物，以提高自己的写生能力。
当徐悲鸿重新获得留学经费后，便立即从德国返回法国继续学习。他抓紧每一寸时光，在名师们正规而系统的训练和他本人孜孜不倦的努力钻研下，绘画水平日渐提高，创作出一系列以肖像、人体、风景为主题的优秀的素描、油画作品，如《抚猫人像》、《持棍老人》、《自画像》等。
徐悲鸿在旅欧的最后阶段还先后走访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及瑞士等地。美丽的异国风光令他陶醉，欧洲绘画大师们的佳作令他受益匪浅。长达8年的旅欧生涯，塑就了他此后一生的审美意趣、创作理念和艺术风格。
技融中西 名垂画史
学有所成的徐悲鸿在32岁这一年回到中国，开始在国内投身于美术教育工作，发展自己的艺术事业。他参与了田汉、欧阳予倩组织的“南国社”，积极倡 导“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的“南国精神”。他陆续创作出取材于历史或古代寓言的大幅绘画，这些画作借古喻今，观者从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画家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挚之情。1931年日军侵华加剧，民族危亡之际，徐悲鸿创作了希望国家重视和招纳人才的国画《九方皋》；1933年创作了油画《徯我后》，表达苦难民众对贤君的渴望之情；1940年完成了国画《愚公移山》，赞誉中国民众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夺取抗日最后胜利的顽强意志。除此之外，还创作了《巴人汲水》、《巴之贫妇》等现实题材，《漓江春雨》、《天回山》等山水题材以及大量人物肖像和动物题材的作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在担任政务、行政工作的同时，仍笔耕不辍地进行创作，满腔热情地描绘新中国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面貌。他为战斗英雄画像，到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为劳模、民工画像，搜集一点一滴反映新中国建设的素材。不幸的是，这一切艺术活动因画家过早地离开人世戛然而止。
艺术特点

　　徐悲鸿擅长中国画、油画和素描，在创作上他以“师法造化，寻求真理”为原则，作品多取材现实生活，或借古喻今，寄托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情怀，如《田横五百士》、《九方皋》、《徯我后》、《愚公移山》等。他长于画马和狮、牛、猫、鹰、雀等各种动物，生动传神，各有寓意。在抗日战争期间，以风雨鸡鸣和跃起的雄狮、奔腾的马，表达对中华民族觉醒奋起的热望。在创作理论上，徐悲鸿主张改良中国画。他注重素描的严格训练，提倡师法造化，反对因循守旧。
主要作品

　　徐悲鸿擅长以马喻人、托物抒怀，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徐悲鸿笔下的马是"一洗万古凡马空"，独有一种精神抖擞、豪气勃发的意态。
《奔马图》
    从这幅画的题跋上看，此《奔马图》作于1941年秋季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此时，抗日战争正处于敌我力量相持阶段，日军想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彻底打败中国，使国民党政府俯首称臣，故而他们倾尽全力屡次发动长沙会战，企图打通南北交通之咽喉重庆。二次会战中我方一度失利，长沙为日寇所占，正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办艺展募捐的徐悲鸿听闻国难当头，心急如焚。他连夜画出《奔马图》以抒发自己的忧急之情。
在此幅画中，徐悲鸿运用饱酣奔放的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大转折部位，并以干笔扫出鬃尾，使浓淡干湿的变化浑然天成。马腿的直线细劲有力，犹如钢刀，力透纸背，而腹部、臀部及鬃尾的弧线很有弹性，富于动感。整体上看，画面前大后小，透视感较强，前伸的双腿和马头有很强的冲击力，似乎要冲破画面。
《群马》
徐悲鸿早期的马颇有一种文人的淡然诗意，显出"踯躅回顾，萧然寡俦"之态。至抗战爆发后，徐悲鸿认识到艺术家不应局限于艺术的自我陶醉中，而应该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将艺术创作投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所以他的马成为正在觉醒的民族精神的象征。而建国后，他的马又变"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的象征，仍然是奔腾驰骋的样子，只是少了焦虑悲怆，多了欢快振奋。
《九方皋》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求马者乎？"伯乐对曰：" 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耶辙。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天下之马也。臣有所与其担缠薪菜者，有九方皋，此其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说。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马，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田横五百士》
这幅《田横五百士》是徐悲鸿的成名大作。故事出自《史记·田儋列传》。田横是秦末齐国旧王族，继田儋之后为齐王。刘邦消灭群雄后，田横和他的五百 壮士逃亡到一个海岛上。刘 邦听说田横深得人心，恐日后有患，所以派使者赦田横的罪，召他回来。《史记·田儋列传》原文这样记载："……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田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遂自刭。……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于是乃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文末司马迁感慨地写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不无善画者，莫能图，何哉！"可见徐悲鸿作此画是受太史公的感召。
正是有感于田横等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节"，画家着意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惜别的戏剧性场景来表现。这幅巨大的历史画渗透着一种悲壮的气概，撼人心魄。画中把穿绯红衣袍的田横置于右边作拱手诀别状，他昂首挺胸，表情严肃，眼望苍天，似乎对茫茫天地发出诘问，横贯画幅三分之二的人物组群，则以密集的阵形传达出群众的合力。
人群右下角有一老妪和少妇拥着幼小的女孩仰视田横，眼神满含哀婉凄凉，其雕塑般的体积，金字塔般的构架无疑使我们想起普桑、大卫的绘画。普桑喜用的红、黄、蓝三原亦在徐的画面中占主导地位，突出了田横与青年壮士之间的对答交流。背影衬以明朗素净的天空，给人以澄澈肃穆的感觉。"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正是德国古典病态学家温克尔曼所提倡的艺术格调。
欣赏徐悲鸿的画时，会发觉画中人物伸展的手臂、踮起的脚尖、前跨的腿、支立着的木棍、阴森锋利的长剑构成了一种画面节奏，寓动于静，透出一种英雄主义气概。在当时流行现代主义艺术之风的中国，徐悲鸿坚持关注生活、关注社会的现实主义立场，借历史画来表达他对社会正义的呼唤，这些犹如黑夜中的闪电划亮天际，透出黎明的曙光。
《负伤之狮》
    创作于1938年，当时日寇侵占了我大半个中国，国土沦丧，生灵涂炭，徐悲鸿怨愤难忍。他画的负伤雄狮，回首跷望，含着无限的深意。他在画上题写：“国难孔亟时与麟若先生同客重庆相顾不怿写此以聊抒怀。”表现了作者爱国忧时的思想。这是一幅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杰作。中国被称作东方的“睡狮”，现在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东北大部分国土，“睡狮”已成了负伤雄狮。这头双目怒视的负伤雄狮在不堪回首的神情中，准备战斗、拼搏，蕴藏着坚强与力量。
《愚公移山图》
此幅《愚公移山图》极具现实意义。它作于1940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的危急时刻，画家意在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鼓舞人 民大众去争取最后的胜利。
抗战中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局势紧张，物资匮乏，徐悲鸿奔走于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募集资金捐给祖国以赈济灾民。1939至1940年，应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邀，徐悲鸿赴印度举办画展宣传抗日，这期间他创作了不少油画写生，但最重要的成果却是这幅《愚公移山图》》国画。其故事取材于《列子·汤问》中的一个神话传说：愚公因太行、王屋两山阻碍出入，想把山铲平。有人因此取笑他，他说："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结果终于感动上天，两座山被天神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