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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攻读研究生后，我有机会看到大量启功先生的书法真迹，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这是无数崇敬启功先生的书法爱好者们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如今，启功先生已经仙逝7年，先生的粉丝有增无减；由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主办的关于启功先生书法学的国际研讨会已经召开了四届，专家学者们高度赞扬启功先生的书法艺术，认为先生可称得上是当代中国书法的标志性人物。

 

那么，启功先生的书法究竟好在哪里呢？

 

欣赏一件书法作品，不同人有不同的角度，笔者认为，从形质和气格(气质格调)两个方面来切入便可抓住关键。我们也可以把书法作品的形质归入物质层面，而把气格归入精神层面。从中国书法史上的经典之作来看,形质上变化万千，气格上也是多种多样，形质与气格虽然有密切的关联，但又不是一一对应的，往往有不同的排列组合，因而从理论上来说，书法艺术可以形成不可胜数的风格。启功先生的书法在形质上可用“清”字来概括，在气格上则可用“雅”字来概括。

 

细审启功先生每一件书法作品，无论是真书、行书还是草书，也不管是擘窠大字还是尺牍小楷，都能做到眉目清晰，笔笔分明，没有任何的纠缠、含糊，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清”的基本表现，大多数观者都很容易感受得到，无须赘述。形质上的“清”可以给人以不同的感受，比如说刚硬的、凌厉的甚至是颓靡的。这当然同笔法、字法和章法的不同处理都有关系。启功先生书法则通过“清”传达给我们一种雅逸之气。形质上的“清”和气格上的“雅”合起来构成了启功先生书法的总体风格。

 

这种“清雅”的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认为，杨守敬《学书迩言》中的一段话完全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梁山舟答张芑堂书，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此定论也……而余又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这段话里一共包含了“五要”，正是这“五要”影响了启功先生形成了独特的“启体”风貌。

 

首先是天分，学习任何一门技艺并且要达到一定程度的话，都需要一定的天分，这一点无需过多的论证，许许多多在某一方面取得成就的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启功先生也不例外。

 

其次是“多见”和“多写”。启功先生少年时期便追随自己的老师学习书画，并且有机会向许多名家当面请益，又由于精于书画鉴定，过眼的古今书画名作不计其数。这极大地扩展了启功先生的眼界，再加上天分高，善于分析总结抽绎、举一反三，因而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剥丝抽茧，抓住书法的要旨和规律。

 

古人说：“字无百日工”，梁同书所说“多写”自然是就写字需要多下功夫而言的。启功先生从未说过自己学习书法如何用功，但我们完全可以从先生大量的临帖作品中看出先生用功之勤。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坚净居丛帖·临写辑》，包括启功先生临写过的十种法帖，其中有一本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启功先生在落款中说：“一九六五年得明初拓此碑，日益习之，至今已临五本矣。一九七二年夏，启功记。”200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启功赠友人书画集》，其中有启功先生《王居士砖塔铭》临本，落款中说：“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二日、十三日临第三本于小乘巷寓舍。”启功先生的临作一笔不苟，无一不神完气足。可见，要在某一方面达到一定的境界，仅有天分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杨守敬在梁山舟“三要”基础上补充的“二要”看似虚无，而且显然不如形质那么令人有直观的感受，这也是当前一些把书法看成技术活的人难以入耳的原因。然而，这“二要”的补充非但不多余，而且是非常必要的，它对书法家气格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同时也是作品之所以具有持久魅力的关键所在。

 

启功先生的人品、学养早已有口皆碑。熟悉启功先生的人都知道，启功先生为人谦和，淡泊名利，虚怀若谷。学问涉及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语言文字、文物鉴定等诸多方面，不但广博，而且精深。

 

这样的人品和学养再配以梁同书所说的“多见”形成了启功先生特有的审美眼光，这种审美取向是形成我们所谓“清雅”书风的先决条件。所以启功先生的书法作品从不哗众取宠，完全是在博观约取中靠学问、人品一点一点地滋养出来的。谁都无法否认，启功先生的书法风格独树一帜，如果把书法艺术比作一个百花园的话，那么，启功先生的书法一定是其中的一枝幽兰，无疑，这枝幽兰不那么绚烂、耀眼，但是它所散发出来的清香却足以令人驻步流连……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书法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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