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参是董巨画派最后一位传人。但从南宋初至晚明前，他的名字几乎从画史中“消失”。宋元时期有关他的文献史料极少，而明清书画著录中，则大多是一些真假难辨作品的题咏文字而已，所以关于他的籍贯、生卒年、生平等一直困扰着绘画史学界。最早记录江参生平文字的是南宋邓椿《画继》，说他字贯道，江南人，长于山水。形貌清癯，平生嗜香茶。与文学家叶梦得、尚书张澄(字如莹)等士大夫名人交游。张澄在任临安知府时向宋高宗赵构推荐江参，江参遂即到临安等待召见。当第二天将召见时，江参突然患病亡故。其大致的生平即是如此。元人汤垕《画鉴》中，将江参列入“宋南渡，士人多有善画者”中，说明他是北宋末至南宋初的一个著名士人画家。江参的友人张纲也曾说他的画“几与隋珠赵璧争价”。

江参的《林峦积翠图》是董巨(董元、巨然)画派中争议较少的作品之一,但此图上的“江南江参”署款，以及“江参”和“贯道”二印却是后人伪添。这就是典型的“画真款伪”，也可能是绘画史上极少有的一件款印皆伪而被公认为真迹的名作。此图为江参存世作品中的“上上真迹”(徐邦达语)，可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江氏《千里江山图》卷并称“双璧”。纳尔逊艺术博物馆1953年从著名古董商人卢芹斋处购得。

《林峦积翠图》卷，绢本淡设色，尺寸为30.64×295.91厘米。这是一幅描绘江南一带夏日林木苍郁景致的平远山水图，湖天之景，幽远旷荡。千里湖山，尽收于尺幅之间。全卷有近、远、中三种构图，起首近岸林木葱郁，村舍三四间隐约群树间。群树均为直杆法，浓淡苔点缀染树叶，树顶上多升展出鹿角状的枯枝。林间坡石以小披麻皴与干湿点苔勾染。远景中的沙渚遥岑，以“米家山水”法淡墨渲染，若隐若现。画面中间一段群峰连绵起伏，树影摇曳，屋舍掩映。中段与后段山石峰峦全部用巨然小披麻皴，再以浓淡苔点渲染层次。全图结构看似不经意而随心布置，其实构图谨严，细节精湛。观赏者的视角随远、近、中三景变化而上下游移，引人入胜，似乎是看一卷流动之画。全图笔墨几乎无一粗率之笔，堪称是宋人传承巨然山水的一件杰作。也诚如江参友人张纲在跋其山水图时所言：“胸中丘壑，发之毫素，居然有万里势。闲窗永日，鸣琴对之，便觉众山皆响。”但此图极可能是一件残卷，图卷的首尾和下部似经过裁割。或许图卷上原有署款因而缺失。

方闻在《心印：中国书画风格与结构分析研究》一书中说：“江参的山水画体现了12世纪初巨然风格的气氛处理，像大约作于1100年的董元的《潇湘图》、江参的《林峦积翠图》，将点厾与墨染溶为一片茫茫的视像画面，以重叠的山形在一个统一空间当中连续排开。虽然明清的文献一致把江参看作是巨然的弟子，在江参生活的年代，他的画风却被认为来自李成、郭熙和董源。”江参存世画作仅有二三件，此图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千里江山图》卷笔墨颇为一致。以我的拙眼浅见：“此图如能到北宋末或南宋初，必是江参真迹。弥足珍贵。”

董巨画派，以及江参的山水画，看似描绘的是自然山水真景，但绝非是自然实景的重复再现，而是有高度的艺术性提炼与再造。它所要展现的是山水之神韵，山水之灵气，山水之博大。亦与儒家所追求的含蓄浑厚的精神内涵遥相呼应。他们多用笔缓意长、平淡雅逸的大小披麻皴，浓淡相间的墨色点苔，以求力避自然山水中的峭拔峻险、争雄斗奇之形。在看似平淡无奇的笔墨造型中，却蕴涵着天地浩然之气。画面中的平峦远坡，群树孤木，犹如人之躯干与血脉，生机充沛，神气超迈，涵养得道，隐含着一种淡淡的而又不易觉察的儒道气息。

关于江参的生卒年，翁同文和黄君实两人考证：出生于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左右，卒于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终年约五十岁左右。傅伯星考证江参约出生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卒于南宋绍兴十六年(1146年)，终年六十六岁。因为根据史料可知，张澄第二次出任临安知府的时间为绍兴十四年至绍兴十六年九月，即1144年至1146年，而江参正是死于临安府的府治中。但对其的生年则是推测，并无史料依据支持。江参突然病逝的原因，或是与当时杭州城中的瘟疫流行有关。所以邓椿在《画继》中叹息道：“明日引见。是夕殂。信有命也。”

为什么宋高宗在与金朝停战议和之后，会召见被士大夫阶层所推崇的画家江参?此可能是高宗想重建御画院，以复兴大宋的“文德之盛”。当时李唐等人亦被高宗招回“复职画院”，但当时的士大夫主流群体对李唐为代表的北方画风格格不入，认为他们过于迎合帝王意旨趣尚，李唐也因此自叹“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在当时的江南文人士大夫眼中，江参的画名要远高于李唐。北宋末至南宋初诗人吴则礼有诗句云：“即今海内丹青妙，只有南徐江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