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陈列室，有一座石碑，在众多的珍贵藏品中独树一帜，让前来参观的人流连忘返。此碑碑高279厘米，额上三角处有莲花座，上刻十字架，左右配以云纹花草纹饰。形制由螭首、碑身、龟趺三部分构成，正面写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颂”，有楷书32行，行书62字，共1780个汉字，碑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序文，首先简略地介绍了景教的基本教义，然后叙述了该教在唐代146年的传播史。碑文第二部分则是颂词。有趣的是，石碑上还列有用叙利亚文写成的人名及职衔，共记载了82个人，其中叙利亚教士77名。撰碑文者名景净，叙利亚文称其为“省主教兼中国总监督亚当司铎”，由“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有人认为其人是吕洞宾)书并题额。

这座石碑的名字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名列“世界考古史上四大名碑”之一，具有极高的历史、考古价值。另外，由于石碑记载了唐代景教传播的详细过程，且具有唯一性，是研究我国古代基督教早期传播必不可少的考据文献，被誉为“中国基督教之昆仑”。此外，它还是研究中西交通史、文化艺术交流的珍贵资料，在国际上知名度极高。

这座石碑是如何诞生的呢?这要从景教进中国说起。唐代，我国经济繁荣、国泰民安，社会和政府均有能力容纳不同思想意识的存在。随着同世界诸民族联系的不断加强，一些宗教纷纷进入我国。景教是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也在此时传入中国。由于“景”字有光明之义，所以教士将教取名景教(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人认为景星是一颗瑞应之星，此星一出，表示将有明君、圣主出现，而这种说法颇符合《圣经》中耶稣诞生时东方三博士循星落方向找到耶稣的记载，因此教士采用景教一词)。

唐贞观九年(635)，第一位有官方记载的景教教士阿罗本自波斯到达长安。他抵达时，唐太宗李世民命房玄龄迎于长安西郊(同于10年后迎接玄奘归国之礼)。阿罗本进城后入住宫中，向李世民解释教义呈上景教经典，房玄龄与魏徵还帮助他“宣译奏言”。李世民觉得景教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签;济物利人，宜行天下”，便同意“于京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封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度僧21人”，还命人把自己的画像绘于寺中。

此后，景教教士逐渐东来，在广泛建立寺院的同时，还利用其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特殊技艺为唐廷服务，玄宗时，更“广造奇器异巧以进”。玄宗曾亲临教堂，还命五个兄弟(宁国等五王)到景教寺设立神坛，又令高力士送去五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画像安置于寺内。由于得知景教出自“大秦”，玄宗命景教寺院更名为大秦寺。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因景教僧人伊斯在郭子仪麾下“为公爪牙，作军耳目”，对平乱有功，命在灵武等五郡重建景寺，伊斯受封为“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赐紫袈裟”。在此背景下，德宗建中二年(781)，由伊斯出资，其子景净撰文，刻碑以纪念伊斯并记载景教在唐代传教近150年的经历，宣传景教教义。由此诞生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据记载，我国景教教士一律落发留须，不蓄奴婢，不聚贷财，行洗礼，敬十字。每7日一次礼拜，每日诵经7次，行礼向东方，击水为号。为了有效展开传教活动，景教教士从事包括医疗活动在内的慈善事业，“馁者来而饭之，寒者来而衣之，病者疗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景教僧在翻译教典时大量引用了儒、佛、道术语，据统计，仅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不到2000字的碑文中就引用《易经》30处，《诗经》30处，《春秋》20处，还涉及经书的有150处，史书的有100多处，子书的有30处。虽然如此，景教自身的经典却始终没有大量译成中文，现存的7部文献，无一能称真正意义上的译经。

会昌五年(845)，唐武宗掀起灭佛运动，景教受到牵连，景教基本失迹于中国内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被埋于地下。

到了明朝天启三年(1623)，陕西长安农民因建筑掘地挖出此碑，其拓片被寄送杭州，引起“明末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的李之藻的兴趣。李之藻将拓片和来华天主教教士们一起研究，最终确认这块石碑是我国古代基督教传播的明证。来华传教士曾德昭将碑文译文和考察情况写入他的著作《大中国志》，向欧洲人详细、全面地报告了此事。引发了欧洲各国宗教人士和学者对中国的强烈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