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水墨可以作为良药吗？(3)

当然，作为一种正在发生并不断发展的艺术现象，用明确的概念来框定新水墨确非明智之举，那样的做法既难以避免学术建构上的潜在漏洞，也可能造成市...

     当然，作为一种正在发生并不断发展的艺术现象，用明确的概念来框定“新水墨”确非明智之举，那样的做法既难以避免学术建构上的潜在漏洞，也可能造成市场策略上的意外偏狭。但是，创作者、评论者和推广者们至少可以尝试为“新水墨”这艘大船的入水提供必要的航道设计，并逐渐拣选出一些原则性的分析线索。虽然这些线索不足以构成“新水墨”价值判断的精确标准，但至少可以作为展开讨论的相对参照。

     因此，“新水墨”能否在主题的选择上与都市水墨、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等表现出不同的侧重？能否在作品的方式上避免对水墨的抽象化、水墨的装置化、水墨的符号化等方式的重复？能否在美学表达上实现对气韵生动、文人意境等传统水墨美学的革新或拓延？都是关系到“新水墨”能否让自己如理如法地立身于水墨历史，并合逻辑地书写水墨未来的系统性问题。所以，虽然“新水墨”的提出动机是可以理解的，其兼容并包的模糊策略也不失为鼓励当下水墨创作多元化发生和发展的明智之举，但是，毕竟水墨之于中国艺术，已经有过太多的实践、推演、猜想、争论，汗牛充栋的水墨经验已将“水墨如何创新”这个老问题挤了历史的夹缝之中，而“新水墨”也必然意味着水墨艺术的盟军们将要开启一段易言难行的荆棘之旅。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水墨”能否“新”起来，或许只是水墨盟军们的自扰之题。倘若从当代艺术的综合角度来观察，“水墨”这个艺术问题完全可以因其深厚的历史经验和丰富的文化指涉，而成为一个在“东方思维”层面深入讨论的文化追究。

     无论是抽象水墨、实验水墨、新水墨，还是其他的××水墨，“如何水墨”其实并非问题的核心，而如何在百年来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语境中，以水墨为载体提出与西方艺术经验相互呼应补足的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和“艺术方法论”？如何让水墨创作从族群历史、本土问题的纠结中跳脱出来，转化为一种与艺术家“个体气质”明确相关的艺术表达？如何通过具有当代性的水墨创作来彰显艺术家在思维方式层面的自我锤炼、历史反思和当下关照？如何使水墨创作的主题、理念、技巧、方式、面貌等各个方面都能充分呈现艺术家在“文化思考力”和“艺术创作力”方面的独特气质？只有深入而系统地解决上述的一系列问题，才有可能使中国人心中的“水墨魔咒”不攻自破，也才真正能够从当代艺术的角度来思考水墨，而不仅仅是从水墨艺术的角度来介入当代。

     诚然，水墨就像油画、版画等其他艺术形态一样，包含着丰富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意图，并不能单从“当代与否”的角度横刀切断。但是，或许我们可以借用一个有趣的比喻来暗示某种思考的线索——有人说，林林总总的艺术形态或可分作3种简单的类比：其一，艺术是零食，好吃，但是没有营养，口感的快慰之后，只留下对身体的损伤；其二，艺术是粮食，并无特别诱人的味道，但人必须每天都吃，口感也许有些无奇，却保养身体；其三，艺术是良药，入口苦涩难咽，却能治病疗伤。倘若在中国当代艺术近30年的熏习当中，我们确实感染了一种寻医问药的强迫症，那么当艺术家们开出“新水墨”这一剂药方时，我们就不得不审慎地追问——“新水墨”真的是一剂良药吗？